一 乾隆朝社会、政治环境

即使如我在第一卷导论中那样肯定了乾隆朝作为诗学史段落的合理性，作为整体判断它仍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事实上这段历史的意义，在两种时间框架中本身就有不同的判断，即究竟是盛世的顶点，还是衰世的开始？

乾隆朝的富庶，是不容置疑的，尤其是相比顺、康、雍三朝。虽然康熙朝的政治清和常给人盛世的联想，但初期经历明末战乱的破坏尚未休息，接着就是平三藩，征讨噶尔丹，兴军费巨，国库收入严重不足，直省亏空与日俱增，以致户部财政捉襟见肘，人民租税负担沉重，整个社会还说不上富裕。经过世宗改革财政，清查钱粮，耗羡归公，又摊丁入地，按户征税，并且赋民轻而税商重，既保证税收的稳定，又减轻了贫民的人头税负担，国库日渐殷实，民生日见富足。高宗25岁即位，对祖、父两代的善政萧规曹随，相沿不改，保持了政治的延续性和连贯性，使国势日渐走旺。

据《清史稿·食货志》记载，“清承明季丧乱，人口凋残，经累朝休养生息，故户口之数，岁有增加”。康熙元年（1662）全国人口数为19203233人，到雍正元年（1723）增长到25326307人，雍正十二年（1734）达26417932人，七十多年仅增长37.6%。而到乾隆六十年（1795）竟激增至296968968人，六十年间增长了十多倍！[3]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青浦一县人口由顺治朝的31525口增至546239口，也增长了十几倍[4]。可见民生得到休息之一斑。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赋税增长的不成比例：赋税仅由康熙初的银2850余万两、粮612余万石，增加到乾隆末的银2990余万两、粮830余万石，而户部实在库银却由康熙六年（1667）的248万余两、雍正元年（1723）的2371万余两增加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的7390万余两。这种人口增长与赋税增长的不成比例，赋税增长与国库积累的不成比例，未必像历史学家认为的那样，足以说明生产力增长不明显，而应该是雍正初朝廷“永不加赋”的结果。在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家，生口日繁与劳动力、GDP的增加是有直接因果关系的，所以人口剧增让人担心的不是洪亮吉《生计篇》所述的物价腾踊、民生日艰的社会问题，倒是富足引发的奢靡之风，导致“民情游惰，田亩荒芜”以致入不敷出。乾隆五十八年（1793）高宗谕“各省督抚及有牧民之职者，务当随时劝谕，剀切化导，俾皆俭朴成风，服勤稼穑，惜物力而尽地利，共享升平之福。毋得相竞奢靡，习于怠惰，用副朕爱养黎元、谆谆教戒之意”[5]，正是针对这一现实及可能导致的后果的警惕。近年有学者因而称乾隆时代为“饥饿的盛世”[6]，如果不是过于夸张地理解“饥饿”二字，那么也可以感受为《红楼梦》荣宁二府那种行将凋谢的荣华。但那凋谢的趋势是很少有人意识到的，人们普遍生活在富裕繁华的盛世感觉中。尤其是那些远离社会底层生活、游弋在文艺风雅中的文人，更是一派身处昌明盛世的自豪感觉。

从登基开始，高宗就显示出要做一个有为君主的姿态，在农政、粮政两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并以此为突破口，在整顿吏治和治理社会方面也作了一些探索。一面为遭父皇迫害的那些叔叔恢复原有的地位和待遇，一面也为受到打击的高官平反，暂时消解君臣之间的紧张和敌意。他竭力表明自己为政主中道，“既思法圣祖之宽大，以期民康物阜之休，而又虑臣下不善奉行，泄沓成风，渐趋于纵弛之习”，故尝谕百僚：

天下之事，有一利必有一害，凡人之情，有所矫必有所偏，是以中道最难……必如古圣帝王，随时随事，以义理为权衡而得其中，乃可以类万物之情，而成天下之务。故宽非纵弛之务，严非刻薄之谓，朕恶刻薄之有害于民生，亦恶纵弛之有妨于国事，尔诸臣尚其深自省察，交相劝勉，屏绝揣摩迎合之私心，庶几无旷厥职，而实有补于政教，戒之慎之！[7]

登基之初，他得张廷玉、陈宏谋、刘统勋等贤臣辅佐，自奉俭省，存恤灾患，整治僧道，禁除盗贼、赌博、斗殴、娼妓四恶，克成十全武功。尽管中期以后，和珅当政，朝纲渐弛，贪污成风。如包世臣所说：“世臣生乾隆中，比及成童，见百为废弛，贿赂公行，吏治污而民气郁，殆将有变。”[8]但这在盛世光环的笼罩下，是很难觉察并预见其后果的。因此，无论我们对乾隆朝的整体国势如何判断，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乾隆朝六十年间基本是升平、富足的，满汉民族间的紧张关系渐趋松弛，汉人对清朝的政治和文化认同进一步提升。前辈学者孟森曾断言，“盖至世宗朝而法禁大备，纯以汉族传统之治体为治体”[9]，而到乾隆朝则汉人的抵触感和不适感已日益淡化，像钱穆说的“汉人反动心理，殆亦消失净尽”[10]。这对一个多民族王朝来说原是政治安定的必要前提，可是这一现实却让十全武功皇帝清高宗感到了深刻的不安，他感到一种危机正像冰层下汹涌的暗流，在冲击着王朝的根基。

美国学者欧立德（Mark C.Elliott）指出：“至乾隆登基之时，满洲人正日益面临着沦为自己成功的牺牲品之危机。在与汉人生活的一个世纪中，高生活水准、轻率鲁莽、自命不凡及不事生产的综合影响正严重威胁着满洲人，那些令人敬畏的、高素质的军事精英正在趋于变成一个寄生的、不再辉煌的勇士阶层，而且，他们已经不再能用母语交流。因此，乾隆时期正是满洲身份认同发生重大危机之时，清朝的未来悬而未决。”[11]这里的“清朝”自然是就世界史视域中的满洲帝国而言的，高宗正面临着满洲帝国的政治基础——八旗制度的瓦解，满人正不可遏止地在加快汉化的速度。欧立德认为，高宗采取了两项策略来化解危机，一是强化八旗体制，一是促进满洲民族意识的复兴。“乾隆以父亲为榜样，不知疲倦地去维持和加强诸如勇猛、节俭及骑射技巧等满洲的传统和美德。他尽其所能地去保护满洲特有的认同，包括推进满语的使用、整理并编辑历史资料、书写赞美满洲故土的诗歌、整编宗教礼仪及庆祝满洲的尚武文化等。”[12]面对满人日趋汉化、八旗制度日趋瓦解的现实，高宗不得不考虑如何强化满洲权威、抑制汉官势力的问题。乾隆十三年（1748）他开始借孝贤皇后去世为契机，拿三朝元老、朝廷重臣之一张廷玉开刀，以震慑汉族臣僚[13]。此后更是通过编纂开国以来满汉大臣表传及明季贰臣传、赐予明季殉节诸臣谥号等一系列手段，强化满洲文化身份及其主体性。

这里不能不提到清代最为人诟病的文字狱问题。一般认为，文字狱起于宋代，到清代而极其至。苏东坡以咏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而被诬为不臣，险遭祸戾；南宋胡铨、李光都因与客唱酬语涉怨谤而受惩处；王庭珪又因作诗送胡铨而罢官。这些案子比起清代的文字狱来就微不足道了，故自民国以来，“言有清败德者，必举文字狱，若庄氏史案，若吕留良、曾静案，若查嗣庭、陆生楠、谢济世等案，史乘班班可考”[14]。清代文字狱也因此在后人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乾隆朝的历史更常被描绘成一个异常恐怖的社会，以鲁迅《无声的中国》为代表：

这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是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洲人以异族侵入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所谓读书人，便只好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15]

对鲁迅的这一说法，除了要注意它在历史知识上存在的问题外，还要考虑其中借古讽今的现实批评色彩。鲁迅虽然生活在可以自由办报纸的民国时代，毕竟也不能没有顾忌。当我们平心静气地远距离观察清代文字狱，考察它们所针对的对象及影响，就会同意前人说的，“康熙间屡次文字狱，虽文网深密，然因天下未定，其所对付者，亦半属实意为难之人，霸者为自卫计，尚非得已也”[16]。作为满族统治的王朝，清廷对汉人的政治反抗和文化抵斥始终抱有高度的警惕。自康熙二年（1663）庄氏《明史》案以降，历经康熙五十年（1711）《南山集》案，雍正七年（1729）吕留良《诗史》案，乾隆三十二年（1767）齐周华狱、四十二年（1777）王锡侯狱、翌年徐述夔狱，可见清廷的文化高压是伴随着政治平定而逐渐增强的。这些著名的文字狱案所涉及的人和事，都实有关系，并非捕风捉影，有意罗织。比如那个最有名的“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故事，后人常会认为是曲解附会，强加罪名，但据陈作霖《炳烛里谈》记载：

上元车大师鼎晋，奉诏校《全唐诗》。其弟鼎丰有句云：“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一日，与弟鼎贲小饮，酒杯为明瓷，底有“成化年造”字样。鼎丰翻其杯以示酒干，曰：“大明天下今重见。”鼎贲置其壶于傍，曰：“且把壶儿搁一边。”取壶、胡同音也。后二人以吕留良案牵连被戮，鼎晋以忧死。[17]

若此事属实，那么车氏兄弟确有讪谤之语，无论予以什么惩处，在那个时代都是正当、合法的。再比如私家修史，宋绍兴十九年（1149）就曾颁令严禁，许人告发；嘉泰二年（1202）二月亦曾禁私史，“有商人私持起居郎熊克《中兴小纪》及《九朝通略》等书欲渡淮，盱眙军以闻，遂命诸道郡邑书坊所鬻书，凡事干国体者，悉令毁弃”[18]。类似这等普通史书尚且禁毁，若文涉讪谤或许也不免罹祸吧？欧洲历史上教会掌权的时代，触犯宗教自然观的科学家会被烧死，不知道编纂政治立场叛逆的历史、文学典籍，会不会遭受罪刑？

但有一点我想是可以肯定的，凡被当时道德、法律、习俗视为不正当的言行，绳以任何严刑峻法都不会在社会上造成恐怖气氛，因为大多数循规蹈矩的人都会觉得与自己无关。只有蓄意罗织罪名、捕风捉影的诬告，不在此列。而罗织和诬告，即使在那个时代也不是正当、合法的行为，通常不为人君所认可。袁枚《随园诗话》卷四载：“陈沧州先生守苏州，《重游虎丘》诗云：‘雪艇松龛阅岁时，廿年踪迹鸟鱼知。春风再扫生公石，落照仍衔短簿祠。雨后万松全逻匝，云中双塔半迷离。夕佳亭上凭阑处，红叶空山绕梦思。’‘尘鞅删余半晌闲，青鞋布袜也看山。离宫路出云霄上，法驾春留紫翠间。代谢已怜金气尽，再来偏笑石头顽。楝花风后游人歇，一任鸥盟数往还。’其时总督噶礼，以诗为诽谤，句句旁注，而劾奏之，摘印下狱。圣祖诏云：‘诗人讽咏，各有寄托。岂可有意罗织，以入人罪？’命复其官。寻擢霸昌道。”[19]陈鹏年的故事并非绝无仅有，倒不如说是常态。对吕留良案，世宗虽著文严厉申斥，但最终不杀曾静，未焚吕留良之书，仅以其供辞刊布天下，以儆世人。这应该不会对一般恭顺输心的士大夫造成压力，以致后人甚为赞许他操纵一世的谋略。鉴于当时“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书，指摘字句，有司见事风生，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的现实[20]，山东道御史曹一士于乾隆元年（1736）二月上《请宽妖言禁诬告折》云：

臣愚以为，井田封建，不过迂儒之常谈，不可以为生今反古；述怀咏史，不过词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违纪年，亦或草茅一时失检，非必果怀悖逆，敢于明布篇章。若此类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殊非国家义以正法，仁以包蒙之至意也。臣伏读皇上谕旨，凡奏疏中，从前避忌之事，一概扫除。仰见圣聪，廓然大度，即古敷奏采风之盛事。臣窃谓大廷之章奏尚捐忌讳，则在野之笔札焉用吹求？请敕下直省大吏，查从前有无此等狱案、现在不准援赦者，条列上请，候旨钦定。嗣后凡有举首诗文书札悖逆讥刺者，审无的确形迹，即以所告之罪，依律反坐，以为挟仇诬告者戒。庶文章之株累悉蠲，告讦之刁风可息，使于风俗人心稍有裨益。[21]

当时刑部奉旨就曹折议覆：“应如所奏。至承审各官有率行比附成狱者，以故入人罪论。”谕旨从之。次月即赦免汪景祺、查嗣庭两案缘坐亲属。高宗践位十余年，自称从未以文字责人，直到乾隆二十年（1755）胡中藻诗文一案才开戒。究之胡某不过是个才拙笔涩而又好舞文弄墨的官僚，常有些词不达意的文字，高宗毛举其诗文中悖逆之语，纯粹是拿他开刀，借以打击鄂尔泰的势力。也就是说，胡中藻实际上是高宗剪除朋党势力的牺牲品，并不是纯因文字忤逆获罪。类似胡中藻这种水平的臣僚，当时多有，顶多严旨申斥，不至于问罪[22]。但此风既开，别有用心者如法效尤，遂引发一连串以文字中伤、诬陷他人的恶劣案件。据郭成康、林铁钧《清朝文字狱》一书所列，自乾隆六年（1741）起，终乾隆一朝计有文字狱案一百四十余起，这难免予人言论环境险恶、世道黑暗的印象。但我阅读有关文献，觉得其中多属官绅间互相倾轧，邻里间挟忿诬告，严格意义上的文字狱不及半数。而出自朝廷所兴，以遏制言论、禁锢思想、灭绝异端为目的的案件更是少而又少，并且给予严酷惩罚的也不是很多。为此，我不禁怀疑，乾隆朝甚至整个清代文字狱的现实影响，在今天的历史叙述中，是不是为龚自珍“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一联所引导，而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夸大？或者也像鲁迅的议论一样，含有借古讽今的现实批判意味在内？这一百多件文字狱比起“反右”和“文革”来，怎么说也是不足道的小巫啊！严迪昌举以为据的李祖陶《与杨蓉渚明府书》，原文是这样的：

夫文者所以明道，亦所以论事也。朝廷之上，有直言极谏之臣，故贾谊、陆贽之徒，往往痛哭流涕于章疏；草野之间，有盱衡抵掌之士，故苏明允、陈同甫、唐荆川、艾千子辈，或指时政之阙失，或伤学术之偏颇，或痛文运之迁流，亦往往举其抑塞磊落者，确凿指陈于论策书札序记之间。其大者可为万世蓍龟，其小者足为一时药石。延至康熙中叶，此风未尝少衰。此古人之文所以盛也。今则伣伣伈伈，如在云雾之中。始而朝廷之上避之，继而草野之间亦避之。始而章疏之文避之，继而序记碑志之文亦避之。其初由一二公之忌克，借语言文字以倾人；其后遂积为千万人之心传，各思敛笔惜墨以避祸。（中略）盖古人之文，一涉笔必有关系于天下国家；今人之文，一涉笔唯恐触碍于天下国家。此非功令实然，皆人情望风觇景，畏避太甚。见鳝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此于世道人心，实有关系。[23]

李祖陶系嘉庆十三年（1808）举人，享寿83岁，书作于何年不清楚，多半不在乾隆朝。严迪昌未引“此非功令实然”及“其初由一二公之忌克”云云，就模糊了作者将士人不敢议论时政归结为士大夫倾轧中伤的主旨。实际上李氏讨论的主要是言论禁蔽的问题，这在古代奏请广开言路的奏疏中都会提到，与文字狱不是一码事。这样一想，看张问陶《秋日》诗：“心空妄见凭真气，诗敢危言托圣朝。”虽不无颂美之嫌，但对朝廷不以诗文罪人似乎还抱有信心。洪亮吉自伊犁释归，曾燠题其《荷戈》《赐环》二集也说：“君得为诗是国恩，长歌万里入关门。请看绍圣元符际，苏轼文章戒不存。”言下容有为北江解嘲之意，但也未尝不是实情。更兼严迪昌指出的，“由于学政命官和封疆大吏的愈趋于风雅化，诗人与朝廷名臣的密合为一，诗界的贵族化、缙绅化倾向必更加重。他们的‘嘉惠士林’，极一时诗酒流连之盛，对心态处于悸惊和抑郁的才士们也确实构成别样的温馨感，从而既多少淡化去一些文字大狱造成的恐怖氛围，又必圆融入更见浓重的清真醇雅风调”[24]。由此，我们对文字狱作用于文学的实际影响或许可以抱更宽松的理解，不必过于强调其严酷性。

当然，这么说绝不是抹杀清廷的文化专制色彩及其对社会的巨大影响。事实上，由于反清意识和抗清活动多集中于东南，文字狱案遂也多发于江浙一带，不可避免地在江南士人心态上激起一定的反应。正如我在第一卷论虞山二冯的诗学观念时指出的，冯班《陆敕先玄要斋稿序》称“忠愤之词，诗人不可苟作也。以是为教，必有臣诬其君，子谪其父者，温柔敦厚其衰矣”，《再生稿序》称“今善于刺时者，宜有文字之祸焉。少年或讥其无益教化，亦弗顾也”[25]，无不坦率地表达了自己对“刺时”可能招致文字之祸的畏惧，希望后人能谅解他的苦衷。这应该是当时许多文士面对改朝换代后异常的政治局势所共有的心理。迨乾隆中期，士人面对愈益强大的政治压力，也越发明显地感受到情感表达受到限制的环境氛围。在性灵诗风开始炽盛的乾隆三十四年（1769）前后，任丘张方予等结诗社，边连宝以康熙间曾有边汝元等结还真社，初名之续真社，后改为慎社。边中宝题诗曰：“随园颜社以续真，旋更厥名署曰慎。真社先民只率真，才高态广难逐趁。后生步之偭规矩，疏狂窃恐流西晋。……随园乃更进一义，会意象形译慎字。右旁从真左从心，真心贯注慎斯至。曰真曰慎约无二，为语同人尚慎旃。”[26]其间意识的变化让人怀疑和文字狱在人们心头留下的阴影有关。李重华《贞一斋诗说》有一段议论很值得玩味：“虞帝谓‘诗言志’，又曰‘劝之以九歌’，至孔子存录，正则歌咏盛德，变则讽喻末流，立教盖如此其大也。杜子美云：‘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是就言志中专指一端为言。须知古人诵诗以治性情，将致诸实用，原非欲能自作诗。今既藉风雅一道，自附立言，则美刺二端，断不得轻易著手。大致陶冶性灵为先，果得性灵和粹，即间有美刺，定能敦厚温柔，不谬古人宗指；否则于己既导欲增悲，于世必指斥招尤，或谀人求悦，取戾自不小也。”[27]其中隐约流露出一丝对以文字获罪的忧惧，这不能不说是当时的政治环境在人们心理上的曲折反映。

如此看来，说文字狱造成险恶的政治、言论环境或相反，都有一定的根据或理由，我们既无法否认这种环境的存在，也无法给它判定一个分值，以便与历史上的朝代相比较。如果认为文字狱禁锢了人们对清政权的仇视和不满的表达，扼杀了人们自由的思想和情感，那么我们就只能去设想和研究，那些仇视和不满会出现在什么人和什么样的情况下，而人们自由的思想和情感又会在哪里萌生？这需要更深入细致地考察，文人们生存的乾隆时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文化环境，看看那是不是一个适合文人生活的时代，适合怎样的文人生活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