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乾隆朝的文治与文坛风气

如果仅从文化方面来考察，我就要说乾隆一朝是足以与历史上任何一个我们想得到的文化盛世相比拟的时代。高宗虽然以武功自命为“十全老人”，但后人对乾隆朝的联想肯定是文治而非武功。乾隆朝最耀眼的文治盛事有这么几方面：第一是高宗登基伊始就将世宗未及举行的博学鸿词付诸实施。康熙间赵维烈编《历代赋钞》，凡例称“本朝文治之盛，比隆三代，媲美唐虞，一时英才辈出，莫不鼓吹休明，导扬徽美。天子复重词科，旁求隐逸，如贾、董、班、马者，类能以文章名世，讵敢或遗”？[28]也可用来形容乾隆初博学鸿词的盛况。第二是翰林院考试制度更加完密，凡翰詹大臣分馆、散馆、大考，均以试帖、律赋优劣定官职升降，故翰林院一时成为试帖、律赋创作的中心，唐代试帖诗的选评、注释和当代馆阁帖试的编集，也成为一时风气。在这股风气中赋亦沾及，如沈钧德《历代赋钞》自序所说：“恭逢神主御天，文思广运，昭回之光，下被万物，宇内怀铅握椠之徒，斐然向风，以镞厉古学为务，馆阁场屋皆试诗，赋杂之，由是赋体大盛，轶驾元、明，骎骎乎不懈而及于古矣。”[29]翰林院考试诗赋，必然对文人的律赋和试帖诗写作推波助澜，使这两种应试文体在清代再度兴盛。第三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诏乡、会试恢复试五言试律。相比康熙年间的罢科举来说，雍正、乾隆两朝都对科举的影响有所强化。章学诚《答沈枫墀论学》回顾本朝开国以来的文教风气，有云：“国初崇尚实学，特举词科，史馆需人，待以不次，通儒硕彦，磊落相望，可谓一时盛矣。其后史事告成，馆阁无事，自雍正初年至乾隆十许年，学士又以《四书》文义相为矜尚。仆年十五六时，犹闻老生宿儒自尊所业，至目通经服古谓之杂学，诗古文辞谓之杂作。士不工《四书》文不得为通，又成不可药之蛊矣。”[30]功令恢复试诗，很大程度上扭转了这种风气，不仅重开唐代士人应试必须能作五言试律诗的风尚，更推动了蒙学诗法书籍编纂、出版的旺盛和普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功令恢复试诗的首科即乾隆二十四年（1759）乡试，钱载、纪昀、翁方纲、钱大昕、王鸣盛等一批新晋翰林就被选派赴各省典试，无形中扩大了汉学阵营的影响力，包括在诗学方面。第四是翻译儒释经典，乾隆三十七年（1772）设满文经馆，历时十九年将《大藏经》译成满文，使佛经汉、藏、蒙、满文俱全，题曰《清文全藏经》，还将大量儒家经典译成满文。第五是文献编纂，同在乾隆三十七年诏开馆修《四库全书》，收古今四部书籍计三万五千多种，七万九千余卷，编为三万六千册，总计约八亿字。分钞七部，除内廷所藏四部外，分贮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的“南三阁”本，允许士人登阁阅览，有力推动了古书的普及，乾隆后期至嘉庆、道光间学术的繁荣与此有密切关系。乾隆朝馆阁臣僚编纂的大型文献总集，数量更富于康熙朝。文学方面有《全唐文》，系康熙间所编《全唐诗》之后古代卷帙最大的断代文学总集；书法方面有《三希堂法帖》，收魏、晋至明末134位书家三百余件法书，勒石五百余方，成一代巨观；典章制度方面，则有续“三《通》”等。许多文士借这些文献编纂活动而进身，如章学诚所说，“今天子右文稽古，三通四库诸馆以次而开，词臣多由编纂超迁，而寒士挟策依人，亦以精于校雠辄得优馆，甚且资以进身”[31]，大大激励了天下士子的向学之心。同时，在《四库全书》编纂中，馆臣据《永乐大典》辑录佚书385种，开日后马国翰辑《玉函山房辑佚书》、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王谟辑《汉魏遗书钞》、黄奭辑《汉学堂丛书》的先河。阮元编校《十三经注疏》，编刊《皇清经解》，编纂《经籍纂诂》，无不循其轨辙，利用其文献。而清代学术也受其沾溉，“自此诸儒治学规模，渐由褊隘而入于广阔矣”[32]。

高宗比历史上任何一位君主都汲汲于树立自己文明之君的形象。为他写作传记的美国学者欧立德说：“通过将自己训练为一个艺术鉴赏家和实践者，乾隆想要展现给众人的是一个理想的君子形象，就其言谈和行为而言，乾隆企图在文章与武德之间取得完美平衡：精通射术并不足以让他赢得文官的尊敬，其中一些文官为世家大族，他们拥有的藏书比皇家还多。为了巩固皇权和他个人的权威，乾隆必须为自己建构一个睿智君主的形象，以显示他和他治下的臣民一样精通诗歌、艺术、历史和哲学。这显然并非易事。在某种程度上，乾隆是成功的；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的努力因自负、褊狭和过激而打了折扣。不过，无论如何看待他的文化品味和天分，乾隆对于那一时代领域所产生的影响，两者都不容忽视。”[33]高宗不仅急于示天下以文治之君的形象，而且从登基开始就力图摆脱圣祖那种在文学方面的小学生形象，以及对文学只是表达一种趣味。他甫掌大宝即充满自信地要以指导者的身份发言，即位期年就在乾隆元年（1736）八月选择读书心得260则，刊为《日知荟说》四卷。书中的议论遍涉经传诸史百家之书，足见学有本原，深造有得。尤其是谆谆于君臣相与之道，反思历代治乱兴衰的根源，使臣下不能不“私庆圣心实能以致知诚意之学体验于当躬，而重为四海生民幸也”[34]。其卷三写道：

韩子曰：“《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使《易》徒奇而不法，与阴阳术数家言何以异？使《诗》徒葩而不正，与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者又何以殊哉？故《易》之道大矣，而云“惧以终始，其要无咎”；《诗》之教广矣，而一言以蔽曰“思无邪”。思无邪则正也，惧以终始则法也。史称昌黎因文以见道，又云有卫道之功。观此二语，自非见道者，何能言简而义备若是哉！[35]

这里演绎韩愈《师说》中两句，未见得有什么独到创见，但一派融合折中的态度清晰可辨。卷二在谈到传统的三不朽观念时，又说：

吾谓立德而无传道之言以牖来者，安知不使人疑为黄叔度之俦；立功而不本于内圣外王之学，安知不为管、商杂霸之治？至立言则苏、张、庄、列皆能之，适以为生心乱政。要必如汉之仲舒、隋之文中子、唐之昌黎，然后可谓立言。而仲舒、文中子、昌黎未始不本于道德仁义以为言，条对时事又章章有本末，可见施行。由是观之，必合三者而皆有之，庶几可称不朽焉耳。[36]

这里对古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观念又做了融合和折中，讲究互补互济而不偏废。后来他毕生致力于合三者而皆极其至，成为古代帝王中集文韬武略于一身、极文治武功于一生的千古一人。不难想见，这种融合折中的文化观念、以渊博多能自期的人生理想，将在多大程度上示天下臣民以表率，影响一世的风气！

事实上，高宗的文治理念及其训饬对臣民的影响及与清代文学生态的关系，学界一直有所关注[37]。其中最重要、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首先表现出一种包容的气度。高宗在经学上始终持折中的态度，乾隆三年（1738）沈德潜乡试答《经学》一题写道：“我皇上昌明经学，特命颁发圣祖仁皇帝御纂四经，又诏儒臣纂修三《礼》，合汉、唐、宋诸儒而折乎大中，诚知道统之传在于尊经，千载不易逢之佳会也。”[38]仅三年时间，高宗已成功地将自己尊经传道、折中古今的理念普及于士子的意识中。他同时又推广圣祖以文教为先的治道，令各省督抚将军等督导宣讲世宗演绎圣祖十六条圣训的《圣谕广训》。乾隆二十二年（1757）功令试诗，使经义、学识、辞章得到平衡，所谓“于《四书》经义观其学养，于试律观其才华，于论策观其器识”[39]，从而使科举成为激励文学而不是像明代以来扼制文学的社会机制。查锡龄《半修集自序》云：“今上即位之五十有四年，凡海内奇材异能之士，无不辐辏于朝，于是廷议思得兼长之士，谓宗洙泗而不宗濂洛，则义理不明；工骈俪而不按古今，则综赅不备；善帖括而不兼风骚，则性情不治。”[40]扼要地道出了乾隆朝文化政策的优越及士人的普遍认同。

乾隆朝的文化形象，很大程度得益于乾、嘉学风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那个时代士人对博学的崇尚，是足以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博雅趣味相比拟的。国内学术界一直有中国的文艺复兴之说，或以晚明的思想解放当之，但欧洲的文艺复兴首先是由复兴古学而形成的大百科全书派发起的，晚明的空虚不学决不足以当之，乾隆朝的博雅学风倒略有近似。钱大昕、戴震、王鸣盛、赵翼、洪亮吉、惠栋、纪昀、邵晋涵、徐松、孙星衍、汪中、王念孙、凌廷堪、焦循、段玉裁、阮元、郝懿行……这些乾、嘉学术的代表人物，没有一个不是博览群书、通晓古今的学者。被公认为乾隆朝最博学的钱大昕，段玉裁称其“于儒者应有之艺，无弗习，无弗精”，“始以辞章鸣一时，既乃研精经史，因文见道。于经文之舛误，经义之聚讼而难决者，皆能剖析源流。凡文字、音韵、训诂之精微，地理之沿革，历代官制之体例，氏族之流派，古人姓字、里居、官爵、事实、年齿之纷繁，古今石刻画篆隶可订六书、故实可裨史传者，以及古《九章算术》，自汉迄今中西历法，无不了如指掌”[41]。其他像戴震、徐松、焦循这样的学者，也都是百科全书式的博学家，上至天文星象历算，下至地理水道、医药卜筮，无所不通，真正有古人所谓一物不知以为深耻的精神。而且这个时代的学者，强烈地表现出一种为知识而知识的单纯的求知欲，更是引人注目。钱大昕自称“予少好记诵之学，友朋恒以入海算沙相诮。予应之曰：‘宣尼言博弈犹贤乎己，我所好犹博弈耳，未必有益于己，亦尚无损于人，以当博弈可矣。’”[42]这种甘为无益之学，以学为游戏的态度，正是当时学人那种求知欲旺盛和精力充沛的表现。段玉裁罗列钱大昕学问所涉及的范围，热烈赞叹：“夫自古儒林，能以一艺成名者罕；合众艺而精之，殆未之有也！”[43]他们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诞生博学通儒的时代并为此自豪。

通常所说的乾嘉之学，主要指汉学，汉学又以考据为擅场。世人对汉学尤其是考据学风常抱有一种偏见，似乎它只重考据而无视义理。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汉学家对经学出于这样一种理解：“深思夫通经学古之所由，知义理必从考据入，未有考据舛而可言义理者。”具体说来，“声音、文字、象数、名物，探颐钩深，久之得其窾綮。汉人之传注，唐人之义疏，尽能通其旨要”[44]，是为由考据而探寻义理的途径。钱大昕说得更清楚：“夫穷经者必通训诂，训诂明而后知义理之趣。后儒不知训诂，欲以乡壁虚造之说，求义理所在，夫是以支离而失其宗。”[45]王念孙序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也主张：“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46]训诂考据只是手段，目标仍在于究明义理，所以优秀的汉学家决不会是迂腐的学究。不信看看钱大昕《大学论·下》的这几段议论：

《大学》论平天下，至于“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帝王之能事毕矣。然而所好之不可不慎也。民之所好者利，而上亦好之，则必至夺民之利；利聚于上而悖出之，患随之矣。夫利之为言，赖也。上下所赖以用者惟财，而财之源出于土，有人而土可治，土治而出赋税以奉上，财用于是乎不竭。

有小人者创为理财之说，谓可不加赋而国用足也。于是阴避加赋之名，阳行剥下之计。山海关市之利笼于有司，日增月益，曰“吾取诸商贾，非取诸民也”。然商亦四民之一，上之取于商者逾多，则货益昂，而民之得货益艰，商未病而民已病矣。又创为节用之说，谓“吏俸可减也，簿书期会之间小有违失，可夺其俸以示儆也”。大吏无以自给，则取之小吏；小吏无以自给，则仍取之民。虽不加赋，较之加赋殆有甚焉。

《大学》一篇，极言以利为利之害，初无一言及于理财。朱文公释此章之意，云“务在与民同好恶而不专其利”，正谓同好恶之君子，当好仁而不可好利耳。天下之财自足供天下之用。财者天之所生，上与下共之者也。上不多取于下，则下不觊觎于上，上下各安其欲而无自利之心；吏不贪残，国无奸盗，此久安长治至易至简之道也，圣人岂有他谬巧哉？[47]

面对今天的现实，钱大昕一定会觉得事事都与《大学》之言悖：上不与民同好恶而唯专其利；山海关市之利日增月益；上取于商逾多，货益昂，而民得之益艰；上与下不共其财，上下不安其欲而各有自利之心；吏多贪残，国有奸盗……这还不足以证明，古人的经明则义理之趣见，是非常正确的信念？治经学能获得这样的见识，谁敢说是迂阔无益之学？崇尚博雅和征实之学的结果，必将带来思想解放。汉学的代表人物戴震，正是思想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他诠释“理”字，在肯定“人生而后有情有欲有知”的前提下，以“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为王道，诘问“《六经》、孔、孟之书，岂尝以理为如有物焉，外乎人之性之发为情欲者，而强制之也哉”？[48]从而断言：“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49]严厉地抨击了儒家伦理经宋代理学扭曲发展后产生的那种极端性和反人性色彩，发明此义的《孟子字义疏证》也因此而为后来恪守朱子学的人所不满[50]。但这毫不影响戴震在当代的声望，翁方纲虽不同意他对“理”的诠释，但也只是用训诂的方式提出他认为的戴震学说中存在的问题，只是学理层面的商榷而不存在意识形态的争执。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与汉学的征实学风相伴的实事求是态度，会在很大程度上超越王朝的封建意识形态，带来经学及一切传统学问的学理化讨论。

在清初“虚言告退，实学肇兴”的风气激荡下[51]，士人间已兴起钱大昕所谓“颇有志经史之学，不欲专为诗人”的观念[52]，到乾隆年间这种意识更加明显而强烈。“士生宋元明之下，所难正不在论道，患无学耳”。因而“以实学为文，合经与文而为一”[53]成为当时文人的理想。张焘序王鸣盛文集，称：

夫文章必本于经术，夫人而能言之。然文人治经，不过约其纲宗，撮其崖略，薰染其芳臭气泽而已，若章句训诂，固有所未暇及。而守训诂家法者，又往往胶葛重膇，无以自运，而不复措思于修辞，是以文人与经师常不能兼也，先生独能兼之。[54]

这是一个时代的信念，也是一个时代的学术荣耀。但对于文学来说，学术繁荣同时也产生一个问题，即它给那些不事经术的纯文人造成一种无形的压力。

阅读乾隆时代的文献，我们时常能感觉到，在博学风气的笼罩下，文人的境遇前所未有地遭遇另一种逼仄，即学术对文学的挤压。历史地看，文人与学者的分流从汉代即已开始，文人即所谓“通儒”比经生更代表着才华和博雅。到唐代中叶，随着社会变革和转型过程的启动，专工文辞的文儒逐渐为文学、经济兼擅的新式通儒所取代，并在宋代更提升了学问的价码，使文学与学术的分流终于在明代变得表面化[55]。清代文人首先以治不治经学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顾炎武、戴震、钱大昕一辈致力于经学者，一类是“不屑事章句，读书通大义”者[56]。后者又以治不治学分为两等，一等是钱谦益、王士禛、赵翼之类兼治学问者，一等是袁枚、黄景仁一辈纯粹的作家。乾隆时代，致力于经学的学者固然渊博无似，就是兼治学问的文人像吴敬梓、纪昀、翁方纲、赵翼之类，学问范围也遍及经学以外的百科知识，既包含传统的史部、子部之学，也囊括虽晚起也属于广义史学的金石、掌故、谱录、方志、校雠、书画、乐律等领域。诚如方东树所说：“国家景运昌明，通儒辈出。自群经诸史外，天文、历算、舆地、小学，靡不该综载籍，钩索微沉，既博且精，超越前古，至矣盛矣，蔑以加矣！”[57]举世崇尚学问的风气，形成当时特有的重学轻文的价值导向和舆论氛围。乔亿父曾训之“当作读书人，毋为诗人”，乔亿终弃举业而肆力于诗，后来在《剑溪说诗》中表示“少壮不悟，今悔何及已”[58]。王鸣盛《赠任幼植序》告诫任大椿为学之途多歧，“有空谈妙悟而徒遁于玄寂者矣，有泛滥杂博而不关于典要者矣，有溺意词章、春华烂然而离其本实者矣，有揣摩绳尺、苟合流俗而中尠精意者矣”，激励他以经学为当务之急，以“一代通儒”自期[59]。类似的例子很多，而以孙星衍、黄景仁两人的境遇最具典型意义。孙星衍弃文治学，终为一代名儒。黄景仁殚精于诗，不事学问，友人一直劝他治经，仿佛不治经学就是不务正业，终以性情不合而不顾，潦倒以终。即使是黄景仁这样名盛一时的天才诗人，在文坛、幕府和沙龙中也能感觉到，人们在嘉誉、倾慕之余又不免流露出的些许遗憾，面对亲故友善的劝诫，内心深处不能不滋生一丝自卑之感或以反面形式表现出的自傲之意。像他们这样的文人，除了以性灵或抒情为盾牌，抵抗来自学者群体的轻鄙和排斥，还能有什么更好的自尊理由呢？于是学术与性情，很大程度上就成了乾隆朝士人生活和文学观念发生冲突的焦点，而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所以能在乾隆诗坛成为众所关注的问题，也正暗示了笼罩在上述学术天幕下的文学生态。

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现实中更严酷的一面是，学术繁荣并没有带来真正的文化繁荣。我们阅读乾隆间文人的作品和传记，时常体味的却是学术繁荣的表象背后文化人难以言喻的落寞感。一个最触目惊心的现象就是，很多学问优长且仕途颇顺利的人物，都过早地从官场抽身：袁枚，乾隆十七年（1752）辞陕西知县之职不复出，时年三十七；王鸣盛，乾隆二十八年（1763）在光禄卿位，丁母忧归乡，服除后以父年高不赴京补职[60]，时年四十四；王文治，乾隆三十二年（1767）在云南临安知府任，以属下亏缺库项失察罢官，时年三十八；严长明，乾隆三十六年（1771）在侍读学士任，乞归不出，时年四十一；赵翼，乾隆三十七年（1772）在贵州备兵道任，以母老告归，时年四十六；钱大昕，乾隆四十年（1775）在广东学政位，丁父忧继以母老不出，时年四十七；姚鼐，乾隆四十三年（1778）值《四库全书》修竣，即辞刑部郎中归里，时年四十四；段玉裁，乾隆四十六年（1781）在四川巫山知县任，以疾为由辞归，时年四十七。再加上乾隆三十四年（1769）谪戍乌鲁木齐的纪昀，嘉庆四年（1799）谪戍伊犁的洪亮吉，这些才学兼优的文人，其生平境遇若以传统价值标准来衡量，终不免有些黯淡。更不要说乔亿、吴敬梓、汪中、黄景仁、吴文溥、徐熊飞一辈纯粹以文辞应世的文人。在生计惨淡和思想控制日渐严酷之余，可能还要受到高宗个人的文学趣味的无形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