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考据学的学术内容相当广泛，其主要的核心是治经，在考据学者们看来，经书中包含有圣贤之道，只有通过对经典的研究，才能求得圣贤之道，而道的求得不仅有利于修身，且有利于治世，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下，学者们将他们的主要兴趣放在通经上。戴震云：“《六经》者，道义之宗而神明之府也。”[1]将经看成道义之源，舍经而无从得道义，故他诘问专讲义理的人说：“试诘以求理义于古经之外乎？”[2]显然，在他看来经外不可能求得义理和圣贤之道。钱大昕说：“夫《六经》定于至圣，舍经则无以为学；学道要于好古，蔑古则无义见道。”[3]阮元亦云：“圣贤之道，存于经。”[4]焦循说：“习先圣之道，行先王之道，必诵其《诗》，读其《书》，博学而详说之，所谓因也。……先王之道载在《六经》。”[5]崔述云：“圣人之道，在六经而已矣。……《六经》以外，别无所谓道也。”[6]他们都把经看成是载道之书，欲求道，必通经。他们研治小学、史地、天文算学无不是为了通经明道，在这些众多的相关学科中，小学最为重要，被视为通经明道的最主要的工具。

清初，首先提出由小学以通经明道这一宗旨者是顾炎武：“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7]顾氏的这一主张，成为考据学派的不二法门，此后的考据大师无不以此为宗旨。阎若璩指出：“疏于校雠，而多脱文讹字，则失圣人手定本经；昧以声音训诂，则不识古人之语言文字，而无以得圣人之真意。”[8]阎若璩的弟子宋鉴尝曰：“经义不明，小学不讲也。小学不讲，则形声莫辨而训诂无据矣。”[9]他们都高度重视训释文字的重要性，把研究语言文字放在解读经典首要位置。由此看来，清初就已牢牢地树立起小学在通经中至关重要的作用。

吴派创始人惠栋认为“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10]。钱大昕极其重视小学的通经明道作用，“夫《六经》皆以明道，未有不通训诂而能知道者”[11]，他反复强调：“《六经》皆载于文字者也，非声音，则经之文不正；非训诂，则经之义不明。”[12]“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有义理。诂训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诂训之外者也。”[13]把训诂看作通向义理的必由之径。惠栋的另一位弟子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序》中亦阐明了这一观点：“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

皖派在考据学阵营里影响最大，后来的扬州派可以说是皖派的再传，皖派创始人戴震以其既精通小学、历算、地理、名物又讲义理之学而影响了皖、扬州二派乃至吴派的部分学者，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倡导由小学而通经明道的言论最多，也最具有说服力。他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14]他在17岁时就抱定了从小学、制度、名物入手探求《六经》之道的志向，他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正月十日，即逝世前四个月写给段玉裁的信中说：“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15]一言以蔽之，只有通过小学、名物、制度的研究才能通经，才能求得经书之道，舍是路则“流而为凿空”，而凿空会导致两大致命的弊端：“其一，缘词生训也；其一，守讹传谬也。缘词生训者，所释之义，非其本义；守讹传谬者，所据之经，并非其本经。”[16]既然所据之经不是本经，所释之义不是本义，则所求之道亦非圣贤之道。戴震强调小学在通经明道上的桥梁作用，所以他十分重视“六书”的研究，认为“六书也者，文字之纲领，而治经之津涉也。载籍极博，统之不外文字；文字虽广，统之不越六书”[17]。所以凌廷堪在总结戴震的学术时说：“先生之学，无所不通，而其所由以至道者则有三：曰小学、曰测算、曰制度。至于《原善》、《孟子字义疏证》，由古训而明义理，盖先生至道之书也。”[18]戴震研究小学、测算、典章制度之学的最终目的是求道，即“理义”；而《原善》《孟子字义疏证》是他求道的心得。

他的弟子段玉裁承其师说，精研《说文》，其目的在于通经明道。“《说文》《尔雅》相为表里。治《说文》，而后《尔雅》及传注明，《说文》《尔雅》及传注明，而后谓之通小学，而后可通经之大义。”[19]把研究《说文》与研究经典结合起来，治《说文》就是为了治经。他说：“训诂必就其原文，而后不以字妨经，必就其字之声类，而后不以经妨字。不以字妨经，不以经妨字，而后经明；经明而后圣人之道明……夫不习声类，欲言六书治经，难矣。”[20]戴氏的弟子以训诂校勘精绝而闻名的王念孙亦认为，“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21]可见皖派学者无不以小学为通经的工具。

自戴氏反复倡言由小学以通经明道之后，这一思想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官修《四库全书》，将它写入《凡例》之中，“说经主于明义理，然不得文字之训诂，则义理何自而推”。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四库馆臣把这一思想贯穿于对历代著述的评价之中。纪昀亦曾说过：“不明训诂，义理何自而知。”[22]可见这一宗旨影响之大。

继承了戴震义理之学的扬州学派，同样坚持这一宗旨。焦循云：“训诂明乃能识羲文周孔之义理。”[23]阮元说：“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24]“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诂不明……舍经而文，其文无质；舍诂求经，其经不实。为文者尚不可以昧训诂，况圣贤之道乎！”[25]由此看来杨州学派也是十分重视训诂文字之学的，把它看成探求义理和圣人之道的门径。

“为正统派死守最后壁垒”的晚清考据学者俞樾、孙诒让等，同样坚持由小学以通经明道的宗旨，俞樾在《文庙祀典议》中说：“义理存乎训诂，训诂存乎文字。无文字是无诂训也，无诂训是无义理也。”所以，他十分重视《说文解字》的价值：“《说文解字》一书尤为言小学者所宗，士生今日，而欲因文见道，舍是奚由哉？”[26]孙诒让在十六七岁时，通过读记载考据学谱系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和清代考据学者考证经学成果的总汇《皇清经解》，而熟悉了考据大师们的“治经史小学家法”。[27]他利用金石甲骨材料研究古代文字，目的在于“证经”。他“精熟训诂，通达假借，援据古籍，以补正讹夺，根柢经义，以诠释古言，每下一说，辄使前后文皆怡然理顺”。[28]走的是乾嘉大师们由小学通经的老路。

从以上大量的史料可以看出，从清初的顾炎武到晚清的俞樾等考据学大师无不以小学为通经明道的阶梯，小学被视为通向圣人之道和经典义理彼岸的桥梁和舟楫，舍是而无路可行。这是考据学派的根本宗旨。以反汉学而闻名的宋学家方东树，在《汉学商兑》中不得不叹息道：“此是汉学一大宗旨，牢不可破之论矣。”“此论最近信，主张最有力，所以标宗旨，峻门户、固壁垒，示信学者，谓据其胜理，而不可夺矣。”[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