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史学危机”

至20世纪末，大部分西方史学家已不能再像20 世纪60 年代爱德华·卡尔和杰弗里·埃尔顿当年那样保有对历史学和历史知识不断进步的乐观情绪[40]，他们中的一些人已敏锐地感觉到“史学危机”的到来。早在20 世纪80 年代末，美国史家彼得·诺维克就曾指出：“历史学科作为一个广泛的话语共同体，作为一个依靠共同目的、标准和共同追求的目标联合而成的学者共同体，已不复存在了。”[41] 思想史家大卫·哈兰也认为，历史研究正经历着“一场大范围的认识论危机”[42]。至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女史学家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和玛格丽特·雅各布在合著中指出：“历史学的科学性与文化基础业已动摇。”[43]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则在其《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一书中特辟专题讨论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挑战，其下又设专章题为“语言学转向：历史学作为学术的终结？”[44]。英国新文化史家彼得·伯克则从史学史的角度系统指出，历史意识在现代经历了17世纪和如今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两次危机，其间历史学作为获得真理性知识的学科地位都受到了动摇和冲击[45]。

世纪之交，英国《观念史》杂志编审贝弗利·索斯盖特在其出版的《为何烦扰历史——古代、现代和后现代主义的动机》一书中分析说，历史学正受到来自不同方向的威胁，从外部的现实而言，政治的“现代主义者”意欲摧毁所谓“传统的陷阱”，从而消除过去对新时代的影响；从历史学内部而言，在其心脏地区，历史学家正被迫承受着后现代的挑战，他们不仅质疑其学科以往实践的合法性，而且质疑整个历史研究的最后防线；在这个危机时刻，我们更加需要重新反思“为何研究历史”这样的老问题，追问从历史学科产生之日起就为那些富有自觉意识的研究者所思考的问题[46]。作者以历史的视角考察了不同时期人们涉足历史、研究历史的动机问题，并将其归纳为“无目的”论、示范目的、心理因素、政治动机、宗教（神学）目的、职业教育等方面，希望以这种方式探究后现代主义挑战之后史学危机发生的根源。

21世纪初，西方史学史研究者发现历史学在此前经历的两次世纪之交的发展表现出某种相似性。19 世纪末，卡尔·贝克尔和亨利·贝尔等人也曾为历史学在社会科学的急速现代化中的生存权而担忧。随后出现的新史学为20 世纪的历史学提供了取代传统史学的新范式，它以深层、大众、结构的历史超越了表层、精英、事件的历史，以可计量的、社会科学的普遍性方法超越了单纯定性的、个别性的分析方法，以广阔的社会生活视域超越了政治、外交、战争的狭隘性。最终新史学以社会史的形式在不同国家发展出多个变种，诸如美国的进步史学、社会科学化的史学，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德国的社会史等。至20世纪的最后30 年，新崛起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呼吁抵制现代主义的史学方法。他们主张偶然的、断裂的、边缘化的、被压制的、独特的、视角性的、不可言说的历史，拒绝现代主义的历史进步观和真理观，力求解构现代化的一切结果。美国著名史学史家恩斯特·布雷萨赫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思想及其引发的在实践中的变化将不仅否定现代主义的史学，而且也将否定大量长期建立起来的“做历史”的理论框架；所产生的影响不仅涉及作为学术领域的历史学，而且也涉及作为人类生活重要实践领域的历史活动[47]。

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影响真的如此深远？它真的会威胁到现代西方史学的思想体系，瓦解历史写作的基本原则吗？虽然后现代主义所引发的有关历史、真理和客观性的辩论早已蔚然大观，任何人都无法漠视，但在很多经验历史学家看来，历史学还远未因此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不少知名历史学家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表现出泰然处之的态度，尽管有学者指责其为“僵化的自满”[48]。显然这里涉及的要害问题是，如何看待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质疑及以何种态度应对这种挑战。对此，英国史学家理查德·艾文斯强调说：“对历史学家而言，收起通往自己学科堡垒的吊桥，并非明智之举。数百年来，由于相邻学科的渗透，历史学家从中可谓受益匪浅。”从19 到20 世纪，历史学分别吸纳了文献学、地理学、经济学、统计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各类学科的影响，那为何不能同样将来自语言学、后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方面的影响化作良师益友，并将后现代主义提出的种种困惑和问题转化为促使历史学家重新审视自己学科的理论与实践，使历史学超越学术边界、成为追求更广泛意义的动力呢？[49]

从总体上看，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挑战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构成了对现代西方史学体系的一种冲击，尽管史学界目前对这种冲击的程度是否足以构成全面的“史学危机”估价不同，但无论如何它确实引起了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一次新的震荡，并由此波及历史写作的实践领域，其影响甚至远远超出学术范畴，直达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普遍认识和现实活动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