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历史学终结”

在英国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家凯斯·詹金斯和艾伦·穆斯洛合编的《历史学性质文选》中提出，在后现代降临的时刻，“我们所知的历史”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已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历史学家抑或应该自觉意识到“历史学的终结”[50]。作为职业历史学家中的一分子，詹金斯却主张以开放而乐观的态度看待这一明显带有悲剧性的结局。难怪有学者讥讽说：“奇怪的是，竟然会有少数人热情地欢迎自己学科的死亡。”[51] 从表面上看，这确乎令人费解，但从其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立场分析即可深入洞察这种主张的思想实质。

詹金斯的主要依据是，现代西方主流的历史观念正处于危机之中。自19世纪以来，西方的历史观念一直强调历史（过去）本身所固有的内在价值、目的意义，并表现为某些物质结果，这种意义投射为进步的目的论模式，即历史是一个有起点与终点、有固定目标方向的过程（这种观念源自西方的宗教哲学，但在18 世纪以后世俗化为进步理论）。这种目的论如同其他所有的目的论一样，都以某种终结的形式实现其自身的目标。比如，历史最终使人权共同体以两个基本形式获得解放，资产阶级的自由资本主义形式或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形式，社会结构被理解为不平等的各阶级之间利益的对抗，这导致了敌对、革命、战争和所谓“理性的方式”，最终酿成20世纪的大灾难。西方民族国家作为平息对抗状态、追求和谐共存的人权共同体最终却反讽性地成为地球上最高效的杀人机器。而后现代主义的实质就在于，从社会的普遍存在状态到思想文化等各个层面颠覆现代性，因此它应该被理解成一个“困惑自觉的时代、难以决断的时代、质疑元叙述与形而上学的时代”，这同样适用于职业历史学。由此所带来的是，现代西方历史编纂的至上法则——真理观、客观性信念、科学等观念也都走到了终结的时候[52]。在詹金斯看来，正是在上述后现代主义的破坏性力量之下，孕育着新的史学产生的潜能。

我们还应注意到后现代主义的时间观念，他们常常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视作一个混沌，完全放弃编年史观念。因而，很多“终结论”者在不同程度上都主张放弃历史，其中比较典型的是美国后现代理论家伊丽莎白·厄尔玛斯（Elizabeth Deeds Ermarth）对传统时间观念的激进反思。其主旨强调，应当抓住事物存在的自身状态，而不再关注历史是否还能延续下去。她同样认为，伴随现代性产生所形成的元叙述和现代史学，在后现代性之下将走向终结；此时应该选择忘记以往“我们所知的历史”，而去讨论更急需解决的东西，讨论我们对时间的想象，思考“我们生活的时代”，以不再受到正统史学影响的方式去思考现在。如同20 世纪尼采宣布“上帝之死”一样，厄尔玛斯以这样的方式宣布了“历史之死”[53]。

总体而言，后现代主义提出的所谓“终结论”基本上可以理解为两个层面的含义：从狭义而言，当是指元叙述的崩塌，抑或说是大写历史的终结；从广义而言，则可归结为在现代主义观念主导下的历史写作的终结，这显然涉及小写历史（职业历史学）的领域，其结果必然导致在后现代状态下重塑历史的开始[54]。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所谓“终结论”本质上并不意味着历史学的彻底消亡，而只意味着一场由后现代主义引发的史学思想的革命。

对于这种“终结论”的主张，西方史学界的反响是比较强烈的。杰弗里·埃尔顿以“回归本质”为题，较早提出为历史学的生存权而战，再次强调以过去为中心、以历史学家的专业技能为手段来发展历史学，反对“终结论”的论调[55]。澳大利亚学者凯斯·温德斯舒特以“谋杀历史”为题，归纳出语言学、解释学、后历史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各种理论是如何消解历史、对历史学科的规范和史学研究造成破坏的[56]。

美国宗教学会、教会史学会主席伊丽莎白·克拉克也出版专著《历史、理论和文本——历史学家和语言学转向》，探讨了后结构主义、叙事主义、文本主义等理论对历史研究的影响，尤其是对前现代思想史、基督教史研究的影响。与前两位学者不同的是，她断言哲学家和理论家对历史学的挑战反而预示着思想史研究的“复兴”，尤其对以文本为中心的前现代研究而言，唱响所谓“终结论”的悲歌是毫无根据的，事实上这会更加激起人文学科内部大范围的新一轮争论，以及思想史家之间的重新对话。但同时她也指出，对于那些漠视理论转向的研究者而言，也许“终结论”本身也揭示出为何某些研究取向将被抛弃[57]。

在这类回应后现代主义挑战、捍卫历史学立场的研究中，十分引人注目的是理查德·艾文斯撰写的《捍卫历史》。该书从理论上较为全面地讨论了后现代主义提出的多方面质疑，包括历史学的科学性、客观性，以及有关历史事实、史料性质、知识与权力、历史中的因果关系等若干重要问题。在艾文斯看来，近年立场各异的历史学家不约而同地感到笼罩整个史学行业的危机正在呈现出来，对此他的基本态度是，直面那些极端相对主义者和怀疑论者对历史学的质疑，并与之进行有效的辩论，反对无视他们的存在和粗暴地遮蔽他们的声音。此书的显著特点是，一位长期埋头于实际历史研究工作的史学家在后现代主义引发的激烈论争的喧嚣声中猛醒，意识到必须对此做出来自历史学实践领域的回应。他的研究表明，经验历史学家对待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理论的应有态度——不应将问题拱手让于理论家去解决，历史学家所具备的实际研究的经验使其能够做出自己特有的贡献，并足以引起理论家的重视与对话，甚至修正原有的理论观点[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