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崛起”到“漂流”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主题是“崛起”，新的美学原则也在崛起[1]。“三个崛起”论[2]（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徐敬亚《崛起的诗群》）为朦胧诗摇旗呐喊，在横遭围攻之中，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扫清了理论障碍，轰轰烈烈且意义深远。谢冕在《论中国新诗》中指出：“……诗学挑战，即指发端于五四新文学革命的新诗运动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一次跨越整个20世纪、迄今尚未终结的古与今、新与旧的诗学转换这一重大事件。”[3]我们看到，“崛起”正是这一事件中辉煌的篇章，而这一事件迄今尚未终结。

崛起之后的诗学挑战以漂流形式进展。80年代末，一批留学生，或为朦胧诗人，或怀揣“朦胧诗”漂到海外，开始了从“崛起”到“漂流”的新探索。如果说“崛起”是！（惊叹号）那么“漂流”是……（进行时）；如果说“崛起”意求挺拔，那么“漂流”寻求深度；如果说“崛起”多为激昂，那么“漂流”多为静寂。总之，“崛起”的编码系统代表了中国文化的崇高坚定，“漂流”则体现一种不安定的变化状态，“漂流”的编码系统表现出海洋文化的激荡不安。荒岛、礁石、波涛、星星、黑夜……这些漂流意向的多重吟咏，组成了一个另类的符号系统。且称之为蓝色调（后来创刊的中日双语杂志就取名为《蓝》），显然是一种不同于红色编码系统的话语空间。

依然是“诗学挑战”？当新华侨华人漂流到岛国日本，这块让中国人情感极其纠结，让中国诗人的痛永远新鲜的地方，漂流之难、之痛、之特，更使其诗歌具有独特的异质审美价值。其独特性，其漂流与探索的诗路历程，大凡可以从《荒岛》《新华侨》《日本留学生新闻》《中文导报》《日本新华侨报》《蓝》[4]等报刊读到。它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诗歌景观与美学原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