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中国文学百花园：简评徐新建教授的多民族文学新作

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1]

徐新建教授的新作将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丰富多彩的多民族传统文学及其现代演变。尽管书面文本是几个少数民族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部分传统文学却都基于口传。

在中国文学史上，对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的这种关注，可视为理解源自《诗经》的中国文学传统相对较新的一种途径。这种文学传统从根源上就与口语及歌唱有着密切而微妙的关系，且反映了不同地域和族群的文学成就。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中国境内发展出丰富多样的地方文化。其历史是一个在多变气候与地理环境中复杂的迁徙、扩张及互动与融合的过程。由此诞生了地球上最具生机与活力的文化区域之一。

在19世纪，随着工业化与帝国冒险的发展，中国更多地接触到世界其他地区的知识，最终在20世纪初开始了新文化运动。中国知识分子创造了一种比较视域下的新文学观。在本书第十章，徐教授讨论了王国维等学者对中国史诗传统“缺失”的焦虑。由此，他们开始寻找“可比物”，并最终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格萨尔王史诗的发现打开了一道闸门，不仅从此发掘出了许多史诗，而且经过数十年的研究，尤其是在1949年后，人们开始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史诗之国”，对史诗的研究力度也持续加大。

到了今天，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国拥有一个充满活力且多姿多彩的多民族马赛克。文学作品，无论是口头或书面的传统文学，抑或是现代作家们创作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诗歌作品，都是更完整的中国文学图景中的一部分。而在过去，中国文学曾被误认为主要是汉族的文学成果。在中国文学经典的扩展中，少数民族文学以及不同类型的文学得到承认。在汉族地区，源于地方文化、曾被忽视和低估的口头传统和与口头相关的文学风格也得到认可。此外，某些风格还包括我提出的“史诗毗连”（“epic adjacent”，即将发表）式的表演叙事。这些风格通常具有与史诗相关的某些特征（尽管“史诗”这一术语的意义一直在不断演变中）。这些与“史诗毗连”的传统例子包括：古代敦煌的“变文”、“宝卷”以及中国学者称之为“曲艺”的各种形式的弹词。当然，除此之外，中国还有众多的多民族文学，它们丰富和扩展了“中国文学”，其内涵还有待进一步发掘、研究和翻译。

徐教授是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本书的写作就是从文学人类学的维度来进行的。尽管与文学研究中的民间文学、生态文学、比较文学、民族/原住民文学研究存在类同，文学人类学在中国以外的追随者却有限。事实上，中国现有一个特别活跃的文学人类学领域，学者们正努力为研究中国多元的文学及文化做出理论贡献。徐教授认为，文学与生活密不可分，文学文本是“一个积极的过程，在生产和传播过程中涉及多个参与者”。文本的这种生命，徐教授称之为“文学生活”。这是我们理解以传统为基础的中国文学的关键，无论是对多样态的汉族文学传统还是对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学传统都是一样。

与西方民俗学“表演学派”的学术观点相呼应，徐教授认为将文本视为嵌入生活的文化过程至关重要。为了解释文本，人们需要融入它产生的背景。这种态度与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的民间文学研究是一脉相承的。顾颉刚以及后来的钟敬文等学者提倡“到民间去”，搜集口头文学。正如徐教授注意到的那样，早期的调查工作带动后来数量庞大的民间文本的搜集（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搜集的民间故事、歌谣和谚语的字数达到数百万），但这些文本往往缺乏对与文本相关背景的关注。我记得自己研读过许多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或再版的民间文学文本。这些文本收录了许多民歌或民间故事，有时文本也会附带故事讲述者/歌手、采集者姓名、采集地等信息。在某些情况下，单独发表的著述中会提供更多的背景信息，例如马学良和今旦于1983年译注的《苗族史诗》（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就提供了全面的背景介绍和注释，甚至附有几段带拉丁化拼音的苗语史诗。幸运的是，中国学者对这些文本的语境价值的认识已经发生了转变。这一点在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朝戈金在内的学者那里得到体现。他们开展了众多有关中国史诗传统的研究项目。

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在对口述和较少被认可的文学传统的认识和鉴赏过程中，中国学者明显增加了对这些文献的学术研究和翻译。近年来，包括上文提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以及云南和四川的民族出版社中央民族大学和辽宁师范大学等高校机构出版大量的少数民族史诗、民间文学双语作品以及对这些作品的学术研究。

这些出版物在中国提高了民族文学的知名度，并有可能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更多的认可。当然，由于面临语言障碍以及提供阐释框架的挑战，要获得世界对任何类型的中国文学的关注始终面临巨大挑战。虽然某些作品如《道德经》、《孙子兵法》，以及较小范围的《红楼梦》和《三国演义》（后者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电子游戏）在中国以外获得了广泛的认可，然而，大部分翻译作品仅仅被学者消费，受众有限。在少数民族的文学世界中，在西藏及周边地区流传的《格萨尔王》可能是最有名的传统文学作品，而阿来的小说《尘埃落定》或许是少数民族作家在海外最有名的作品，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取得进展。

总体而言，目前国外读者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认知度比20年前高了很多。这体现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越来越多，也有国外出版社出版少数民族民间故事、歌曲和史诗的翻译版。在我看来，还需要更多的创新举措来改善这种状况，为中国学术和文学作品寻找海外市场，以反映多民族中国文学传统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让它能在文学的园地里盛开。在此过程中，研究人员、多语种翻译团队以及发行营销渠道之间的协同工作至关重要。在这方面，一个非常成功的非西方作品的例子（即在作为文学标准的“荷马史诗”的压倒性影响之外的作品），是来自中美洲的玛雅圣书《波波尔·乌》（Popol Vuh）。该作品基于一部在18世纪早期转录而成的西班牙语手稿呈现，但长期被遗忘。其完整版本直到20世纪中叶才得以出版。现在，其文本以多种语言（包括汉语）出现在众多版本中，不仅被视为传统史诗文学的典范，而且与古老的玛雅遗址和多彩的玛雅活态文化相结合，引起了全世界数百万人的想象，从而推动了危地马拉乃至整个中美洲玛雅地区的旅游创收。然而要达成这种认识，唯有通过专门的国际研究人员、翻译人员和出版商在国际出版市场中进行持续合作才可能得以实现。

徐教授在呈现多民族中国的文学花园愿景时，主张“文学不是对生活的反映，文学就是生活本身”。他从丰富的备选项中选择了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和书面文学的许多例子，首先对由几个少数民族共同分享的藏族格萨尔史诗的不同版本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接着讨论其他北方史诗传统，以及最近才被“发现”的南方和西南史诗传统。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些传统日益受到重视。更早的时候，像约瑟夫·洛克（Joseph Rock）这样的外国学者以及民族语言研究先驱者，马学良这样的中国学者都曾对此给予关注。徐教授详细讨论了苗族、纳西族（摩梭人）等人群的口传文学案例。他建议运用跨学科的方法来构建每个文学项目，强调提供背景并注重上下文，以充分了解它们各自的性质和优点。这种方法需要完整的专家团队（和适当的机构支持），在许多情况下可能需要集体努力才能实现。理想的情况下，该方法将包括来自语言分析、诗学、翻译研究、民俗学、民族音乐学、互文研究、博物馆展品及私人收藏研究等各方面获得的理论与实践。至关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努力都必须在传播地进行实地田野考察和进行活态传承，还要有本土学者和健在的传承人（如果有的话）参与其中。

需特别指出的是，流传于黔中苗族地区的亚鲁王史诗/仪式，其传统在20世纪初开始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研究涉及地方文化、自然生态及历史背景等多个维度。与其他许多史诗学者的看法相同，徐教授强调，尽管在数字技术的协助下，人们拥有了大量通过音译和意译形成的书面记录样本，然而重要的是必须意识到，唯有保持活态的传统表演，史诗才能以多种形式持续存在。以苗族的“亚鲁王”为例，传统口头表演的可行性，依赖于对“东郎”，即民间演述传承人的培养。数百年来，他们一直在当地的生存环境中传承本土文化。

学者们一般会将这样的传统描述为“史诗”/“仪式表演”，因为这种丰富的传统同时兼具这两个术语的相关特征。关于史诗的范畴，徐教授根据其他几部西南创世史诗的内容提出：这一术语现在包括了现今标准的“英雄史诗”和“创世史诗”两种类别，以及由这两者叠加而成的第三类别，即“英雄创世史诗”。属于第三类的不仅有《亚鲁王》，还有《苗族史诗》、彝族诺苏人的口传史诗《勒俄特依》及主人公与标题同名的壮族史诗《布洛陀》等，里面都有英雄人物，或者是被芬兰史诗学者劳里·杭科（Lauri Honko）所称的“典范形象”（exemplary characters）。

总之，徐教授的目标不是试图人为地“提升”少数民族文学的文本价值，而是努力创造一种新的美学，使特定传统的独特特征能够通过适当的文化术语得到鉴赏。虽然在对各种传统的不断演变的鉴赏模式之间肯定存在关系和共鸣，但有趣的是我们会看到更大规模的全景美学，其或许最终将带来徐教授设想的“不同而和”的多民族、多美学空间。

我认为这样的设想完全可被世界接受。

马克·本德尔，2022年6月17日

（文培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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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简介：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文学博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研究中国多民族文学与文化的专家，出版专著The Borderlands of Asia：Culture，Place，Poetry，Amherst，Mark Bender，ed.（New York：Cambria Press，2017）；译著《凯欧蒂神迹：阿库乌雾旅美诗歌选》、《苗族史诗》、《中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婚俗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