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与消费

澳大利亚灌溉叙事的演变及原因

乔瑜[1]

英国移民开启了澳大利亚的灌溉时代。此后，灌溉作为一种农耕和拓殖手段极大地改变了澳大利亚近代以来的经济结构和人口布局。有关灌溉之于澳大利亚的意义，该国国内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例如，在1999年出版的《澳大利亚史》中，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斯图亚特·麦金泰尔（Stuart Macintyre）将灌溉作为澳大利亚早期史和开拓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写入了“进步时代”一章。[2]而在另一种声音中，灌溉农业被认为是澳大利亚的噩梦。[3]农业学家尼尔·巴尔（Neil Barr）和约翰·凯里（John Cary）提出，灌溉农业早期的扩张是灾难性的，这种农业耕作方式的引进造成极大的破坏。[4]

自20世纪90年代始，学界围绕导致两种不同叙事方式出现的原因展开讨论。伦敦大学高等研究院历史研究中心的教授珍尼·科汀（Jenny Keating）认为，澳大利亚人对灌溉农业的态度分野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环境保护运动。当时灌溉引发的生态退化问题开始受到重视。[5]但是，这一判断并不能解释这两种叙事态度在60年代后长期并存的原因。伊恩·伦特（Ian Lunt）等人认为，这种差别反映了不同学科研究取向的差异：生态学、农学向来重视农业垦殖活动的环境影响，而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科学研究长期缺少生态意识。[6]这种阐释在70年代被打破。此后，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成为澳大利亚环境问题研究的重要特色，环境史学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孕育并蓬勃发展的。[7]墨尔本大学历史学者唐纳德·加登（Donald Garden）提出，澳大利亚存在两种相悖的环境认知：有限发展理论和无限发展论。两者的不同就在于对待水资源开发与攫取的态度，前者认为存在限度，后者认为在地广人稀的澳大利亚只要保证供水就万事俱备。唐纳德认为，对于灌溉农业的不同态度恰好反映了这种悖论。此后学者的讨论经常会延续这一框架，但是对于悖论背后的内在张力缺少分析，而且忽视了两种不同倾向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和复杂性，也使得与之相关的问题不易辨析。[8]

事实上，从殖民时代至今，澳大利亚境内围绕灌溉农业的讨论从未间断，其叙事态度与内容也经历了复杂的变化轨迹。本文将通过梳理澳大利亚灌溉叙事变化的过程，展示其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事件，分析独特自然环境中诞生的生态、种族文化、学术研究的推进等因素是如何共同促成灌溉叙事呈现出这种“对立”立场的。

一 早期环境观与灌溉进步论的出现

灌溉进步论的出现与殖民地早期的环境观紧密相关，而殖民者对澳大利亚人与自然关系的最初探索不仅缘于澳大利亚独特的自然环境，也受制于帝国的拓殖经历和澳大利亚的农业发展进程。澳大利亚最初是作为英帝国的新边疆出现的，无论是殖民官员还是普通殖民者都将澳大利亚与欧洲大陆迥异的自然环境、土著居民视为需要被改造的客体，认为殖民者到来之前的澳大利亚景观连同土著居民的生产生活都是蒙昧、静止、不开化的，是阻碍澳大利亚农业进步的障碍。但是由于早期缺少行之有效的开拓手段和力量，乡村环境的重新野化和退化引发了殖民者的环境焦虑。[9]伴随19世纪中后期澳大利亚农牧业迅速发展和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澳大利亚的农业成就被建构为民族国家认同的一部分，自然已经不再是需要澳大利亚人全力对抗的对象，自然是农业发展依仗的财富和资源。总体看来，澳大利亚人的环境观集中体现在殖民者对于澳大利亚的气候认知中。

英国为温带海洋性气候，全年温润多雨，澳大利亚早期的殖民地为亚热带高压控制区域，降雨较不稳定。从殖民初期到19世纪中叶的“征服自然”阶段，在移民们探索澳大利亚气候特征的过程中形成影响深刻的“干旱说”[10]。“干旱说”有两个层次的含义：首先，这是在澳大利亚特殊自然环境下诞生的对于大陆气候资源条件和发展空间之间关系的认识。它认为，干旱阻碍了澳大利亚的发展。这种论断部分地符合殖民者在澳大利亚的遭遇。但是这一论断忽略了澳大利亚当地降雨分布的季节性和年度差异。因此，“干旱说”的第二层含义在于，新移民对于“干旱”的体验是英国殖民者参照英国本土和帝国殖民地的实践经验对澳大利亚气候和资源条件进行的基本判断，这种干旱是欧洲地理学意义上的干旱。“干旱”作为关键词被写入澳大利亚“白板论”[11]——干旱意味着沉寂、蛮荒和倒退。“干旱说”被用以证实殖民地开拓的正当性。在19世纪中叶开始的“利用自然”阶段，“干旱说”又了进一步发展：如果这片大陆有更多的水资源，那么其垦殖和开发的速度将更快，人口也更多。如果前阶段“干旱说”的重点在于强调客观环境制造的发展障碍，那么这一阶段“干旱说”则强调殖民者可以对环境进行改造的可能性和能力。“干旱”也成为此后讨论澳大利亚自然与发展问题的起点，“干旱说”的存在充分证实了灌溉的合理性，滋生了灌溉的进步论调。

灌溉进步论有三个密切关联的组成部分：首先，与殖民时代的“干旱说”相对应，灌溉使用的水成为拓荒史中重要的意象，被描写成灵动的声响，给澳大利亚这片“昏睡”的土地带来了生命和乐响，灌溉用水也给大陆带来了时间的概念，打破了土著居住时代的“混沌”。19世纪40年代开始，殖民者在澳大利亚普遍通过灌溉进行小规模果蔬的培育。历史学家威廉姆·霍维特（William Howitt）这样描写一条正在开挖中的灌溉沟渠，“她（流水）要高歌一曲唤醒沉睡的他”[12]。在《澳大拉西亚美景地图集》中，作者用无比欣喜的词语描写正被用于果园灌溉的亚拉河，“从高树和荆棘覆盖的山谷飞奔而下，进入低洼的平原，在河湾盘旋，在鹅卵石上跳跃”[13]。

其次，灌溉被与澳大利亚的乡村发展直接联系起来，是决定殖民事业成败的关键。灌溉的成果被溢美之词称颂，灌溉农业的设计师，从事灌溉的农民也被誉为这片土地上充满希望的开拓者。“系统化殖民理论”的提出者爱德华·韦克菲尔德（Edward Wakefield）预言：“水不仅仅要满足抗旱的需求。必须要‘想办法弄出水’来进行人工的灌溉。只有这样，处于亚热带地区的国家——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才能维持高密度的人口和高水平的文明。”[14]大卫·亨尼西（David Hennessey）在《澳大利亚荒野踪迹》中说：“像美国一样，这片土地上每一寸土壤有一天都将被开垦。灌溉可以保证这一切。”[15]弗朗西斯·迪克（Francis Drake）的小说也证实了这种乐观主义：他对殖民者在澳大利亚未来的灌溉充满信心，相信灌溉农牧业一定会带来扫除阴郁的繁荣。[16]

最后，灌溉进步论亦是工程技术的进步论。进步叙事的重要内容还在于忽视农业进行过程中产生的盐碱化问题，而将其描述成灌溉工程内部的技术问题及其解决。在灌溉的支持者高唱进步凯歌的同时，农场主和农业工人警惕地发现了灌溉引起的问题。由于排水设施不到位，在盐碱化愈发严重的情况下，他们意识到“仅仅有灌溉水并不足以解决问题”[17]。这种怀疑也得到了部分学者的支持。地理学家麦克唐纳·赫莫斯（Macdonald Holmes）甚至指出：“灌溉成功的关键在于它不应该是雨水的替代，而应该是雨水的补充” [18]，言下之意干旱的地方就不应该进行灌溉，这些言论在当时看来是相当怪诞的。因为一直以来，灌溉被认为是解决干旱的唯一办法。而且随着排水技术的使用，土壤的退化问题有所缓解，这种强势的论调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湮没。[19] 澳大利亚人始终对工程专家和水利技术充满信心：“最终，两座城市都获得了灌溉设计者所期待的繁荣和成功。因为随着殖民者的知识和经验越来越丰富，他们就能够更好地处理灌溉农业引起的各种问题。他们通过‘直下沉井法’和排水来解决土壤的盐碱化问题。他们依靠经验和分析来判断什么土地适合橘子和葡萄生长。”[20]

从殖民时期开始，包括地理学、土壤学等学科在内的学术研究及其成果成为支持灌溉叙事的“科学”内核。正是因为有与农业灌溉、干旱治理相关科学研究的存在，灌溉农业才被冠以“进步和科学”的标签。而灌溉农业进行中的困难和灌溉开展带来的环境生态问题则相对被弱化。直到20世纪40年代，澳大利亚著名地理学家约翰·安德鲁斯（John Andrews）还称澳大利亚依然存在灌溉的潜力，主张灌溉土地至少可以扩大两倍。[21]他对早期灌溉殖民地评价颇高，认为早期灌溉殖民地的存在对于后来的灌溉农业发展非常重要，因为这些殖民地成功地解决了引水、土壤退化等问题。在工程学以及与干旱治理相关的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环境管理理论抹去了早期“干旱说”中残余的环境决定论色彩，灌溉的进步叙事也在这种情况下不断强化。与此相适应的是政府管理在新的项目中越来越占主导的地位，国家通过资助、建设、管理灌溉网络和水电站来改善农业，也使得国家权力与技术结合在一起。

在殖民初期，受限于殖民者的个人经历与环境认知，对于灌溉的支持几乎是整个殖民地社会的共识。随着殖民事业的推进，灌溉的进步论调愈发与殖民政策制定、澳大利亚的农业发展规划相契合。灌溉进步论的支持者亦是殖民政策、国家农业发展计划的制定与推行者，抑或是与统治集团关系密切的中上层知识分子，尤以水利专家为代表。本文主要研究和关注的重点也是这个“集体”留世的著作、传记和书信资料等。而农场主、农业工人和少数学者则因个体经验对灌溉农业持有相左意见。从某种程度上说，灌溉进步论成为一种混杂型的知识，不仅包括了感性认知、经验观察，还囊括了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数据分析。但是这种知识的制造和传播是被殖民统治的中上层作为一个集体所垄断的。当这种知识与殖民权力相结合，就会成为这个时代的垄断性话语。在这种叙事中，人们默认资源的无限性，坚信发展的潜力。这种态度在澳大利亚建国后被完整地继承和发展。普遍认识是：气候干旱是澳大利亚的特征，水资源短缺阻碍了这个国家的发展，必须提高干旱地区或者干旱季节的水资源供给，为此付出的所有代价都是值得的。灌溉作为治理干旱的最有效方法，被写入技术进步的乐章中。

二 环境观的改变和灌溉叙事的多元化

环境退化的现实和相关科学研究的推进引发了澳大利亚整个社会环境观的迅速改变，并进一步推动灌溉叙事呈现多元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澳大利亚的生态环境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沙漠扩大，森林面积减少，厄尔尼诺和南方涛动等气候变化引起的灾害频现。澳大利亚人经营百余年的农业灌溉经济也危机四伏，耕地盐碱化不可遏制，旱灾进一步加重了供水的压力。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农业经济学、地理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重新审视水利工程和发展中的灌溉农业，这也有效回应了国际社会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关注。这类研究和公众讨论敦促澳大利亚大众进一步重新认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对灌溉农业进行全面的反思。

在经历了从征服至利用自然的环境认知后，澳大利亚人开始思考什么才是更理性的与自然相处之道，和灌溉紧密相关的就是澳大利亚人对于水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在农场主忙于水权的讨价还价之时，学界首先发声，昆士兰灌溉和供水委员会的专家海格（Haig）以历史上著名的引水项目“布拉德菲尔德计划”为例，质疑引水计划的可行性：“在澳大利亚，即使是从经济学角度看，水资源的最佳利用方式就是把水保留在原流域内，而不是引调。”[22]这实际上颠覆了“干旱说”诞生以来，指导了澳大利亚灌溉农业实践百余年的基本认知：只要有水就行。其背后的观念预设是：农业系统作为一个生态复合体，水资源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又与气候、土壤、耕作方式等因素密切联动，因此仅仅考虑水资源的调动和分配是不够的。地理学家约瑟夫·鲍威尔（Joseph Powell）和艾米·杨（Army Young）不仅质疑水资源利用本身，而是将矛头直指既往农业政策制定者的环境认知，认为他们并未了解澳大利亚自然环境的特质，就匆匆制定了错误的农业发展规划。[23]

澳大利亚境内的气候研究也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的环境认识和相关讨论。人类对气候变化，尤其是“全球变暖”的讨论由来已久，这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基本成为科学家的共识。澳大利亚的绝大多数人口都居住在沿海地区，国内的气候研究极盛，尤其关注厄尔尼诺等极端气候现象。从80年代末开始，气象学研究将澳大利亚的干旱归结为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气候研究的成果很快在相关领域扩散，并引发了媒体关注和公共讨论。气候研究使澳大利亚大众对干旱的认识更加深入，人们意识到，除了短期的农业层面的干旱还有更长期的干旱，长期的干旱会影响大型蓄水工程，继而影响农业和城市供水。[24]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气象学研究成果的介入使得学者对灌溉农业、早期灌溉拓殖史的研究超越了进步主义的话语，亦或殖民批判的语境。灌溉农业被放入环境利用和改造历史的进程中进行解读，环境史学家也由此进入灌溉问题的讨论。但是，气候变化本身是一个极具不确定性的研究对象，特定的气候特征会在一段时间内发生周期性的变化，地区间也存在不平衡。因此在短时段内，公共讨论和实际操作层面的判断呈现出摇摆的局面。以治理干旱和盐碱化为代表的相关学科研究成果的应用曾经被内化为灌溉进步叙事的一部分，也是支撑灌溉进步论的知识基础。然而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尤其是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促使知识界开始反思农业发展对澳大利亚生态环境的破坏，并对灌溉的进步叙事进行检讨，引发了围绕灌溉进步论展开的争论。

其中核心的论题有二：首先，灌溉农业在澳大利亚表现出来的水土不服是否是必然？即灌溉农业的生态效应如何？质疑者以现代土壤化学和气候学等学科的研究为基础，认为澳大利亚的气候条件不适合灌溉农业，所以灌溉在澳大利亚无法成功实行，还会引起一系列环境和社会问题。另外，他们还认为澳大利亚的干旱是农业学意义上的，所以实行旱作农业是更可行的办法。艾米·杨、鲍威尔等人对于灌溉的质疑被纳入反思澳大利亚早期殖民史的框架中。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指出：“从殖民时代以来，澳大利亚最坚定的信念就是干旱是阻碍国家发展的最大因素，但是大部分澳大利亚的灌溉工程是不盈利的。” [25]他认为，灌溉的规模减小反而有利于提高澳大利亚人的生活水平。缺水的年份澳大利亚的城市工业、居民用水与农业用水面临严酷的竞争。因此这一论断得到城镇居民的广泛支持，也受到来自农场主利益集团的反对。农场主自认亦是环境破坏的受害者，因为“如果有足够的水来冲洗盐碱地，生态灾难并非无法避免”[26]。他们拒绝为累积的盐碱化灾难买单。更不愿因此遭遇政策阻力，为购买用水权交纳高昂费用。

其次，灌溉农业的经济效益到底如何？持怀疑论者从灌溉农业的生产关系、生产力诸要素的组织和开发利用的角度进行分析，通过一系列计算得出结论：对于澳大利亚来说，保证家庭、养殖业、工业供水的方法就是减少灌溉农田的面积。农业经济学家布鲁斯·戴维森（Bruce Davidson）在其1969年出版的专著《澳大利亚是潮还是干？灌溉扩张的物理和经济限度》中，将灌溉形容成“吸水狂魔”[27]。根据他的测算，澳大利亚只有10%的农业产出来自灌溉农业，但是灌溉农业用水却占据了水资源贮存量的90%。[28]以布鲁斯·戴维森为代表的农业经济学家的分析，为批判灌溉叙事进一步提供了学理支持。这一言论引发了包括思诺威河水电管理局的工程师威廉·哈德森（William Hardson）在内的几位工程专家的反驳。他们针锋相对地指出，历史上的水利工程，多数是成功的，从灌溉中得到的间接收益远远高于最初的估计。灌溉农业即便不是澳大利亚最能盈利的资源利用方式，灌溉农业的必要性仍在于它可以防止干旱季节农作物和牲畜的损失。

上述的争议一方面反映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抗争：当新的科学研究成果照进现实，成为社会人文学者发问的起点，也成为生态环境关爱者的知识武器，更成为利益集体的维权话语。而作为生态的破坏者和生态破坏影响的承担者，灌溉农业的从业者也从中找到固守成见、继续惨淡经营的理由。另一方面，不同的学科也呈现出不一样的观照，相较农业经济学、土壤化学、历史地理学分别从各自学科角度出发对历史时期和现代灌溉农业提出的猛烈质疑，工程学则较少关注灌溉农业的生态学和经济学效益。总体说来，澳大利亚社会对进步叙事的讨论已经不仅仅停留在知识精英群体，对于环境生态问题的关注和切身利益的推动都促使普通公众发声，也使得这一阶段的灌溉叙事呈现多样面貌。

而埋藏在澳大利亚人内心深处对于“干旱”的恐惧并未退却，这种恐惧维系了国民对于灌溉农业的支持，甚至幻想。在2006年的旱期，时任新南威尔士州州长莫里斯·里马（Moris Lima）拨款34亿澳元，计划在大悉尼地区建设近30年来最大的水坝。这个决定宣扬了一种态度：传统的、大型工程型的治理依然被视为解决问题的可靠办法。与之对立，2007年，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宣布，除非有充足的降雨，否则墨累达令区域的水浇地将不再获得持续的供水配额。这种戏剧性的摇摆非常真实地展现了澳大利亚人与干旱气候之间的博弈。J.威廉姆斯（J.Williams）曾经有一段精妙的论述：在世界范围内，干旱已是习以为常的气候特征，但是在澳大利亚，干旱一直是一种需要被“克服”的状态。[29]即从殖民时期以来，澳大利亚人一直将干旱视为会带来危机和灾难的“破坏者”，是一个需要被战胜的敌人。[30]

三 经济发展、社会文化与灌溉叙事的演变

从殖民时代以来，灌溉农业的重要性在澳大利亚殖民地建立和国家成长过程中发生过巨大的变化。因此，灌溉叙事的演变更深刻地受制于灌溉农业在澳大利亚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变革。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在澳大利亚农业经济起飞的背景下，澳大利亚民族资本主义在各个经济部门得以发展，在此基础上初步形成大地产牧场主资本家、小农场主、城市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从而改变了澳大利亚原有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1840年5月，英国政府宣布停止向澳大利亚运送犯人，澳大利亚从流放犯人殖民地逐渐转变成公民殖民地。在这一关键的转变中，灌溉农业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农耕方式，而是实现改造社会和更高层次文明的途径，代表将澳大利亚建设成为一个全新公民社会的可能性。灌溉叙事的进步基调由此夯实。

19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灌溉农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关键性的变化：由基本的农业耕作方式演变成重要的殖民开拓手段。灌溉农业承载了这个时代澳大利亚人的“花园梦”。时任维多利亚殖民地供水委员会主席艾尔弗莱德·迪肯（Alfred Deakin）带队出访美国，考察北美地区灌溉农业的实行状况和经验，并请回成功创立了加州灌溉殖民地的查费（Chaffey）兄弟来澳大利亚创业。如果美国人能在荒野中成功建造城市，那么澳大利亚人有理由相信自己也可以。当时维多利亚、新南威尔士等殖民地都先后通过《选地法》，通过分割大牧场主的土地，设计社区所有的灌溉系统来建立新兴的小型灌溉农场和现代乡村社区，这被视为当时最高的农业文明标准，是澳大利亚的“花园梦”。这种期待是在维多利亚等殖民地试图打破牧场主的土地垄断、建立小型灌溉园艺农场的过程中形成的，并且逐渐被建构成一种理想的乡村生产生活形式。[31] 1880—1910年，尽管羊毛和小麦仍然是两地重要的出口商品，但是以水果种植为主要项目的园艺业是发展势头最好的农业部门。灌溉创造了一种结合乡野生活的闲适和城市便利的“中间景观”。相比单一小麦种植，园艺提供了一种多样化的方案，并且比小麦带、牧场呈现更宜人的景致。19世纪末，水果罐装技术发明后，灌溉园艺农业进一步得到提升，园艺农业的从业者从农业委员会脱离出来，成立了园艺委员会。园艺种植者认为，园艺农业是具有意识形态含义的生产活动，比一般的农业生产更加优越。

一战后灌溉区的开辟进一步支撑了灌溉的进步叙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了解决复员军人的生活问题，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等殖民地继续开辟多处灌溉区。1914年，澳大利亚经历了大旱，灌溉农业的扩张成为支撑澳大利亚国家经济独立的重要因素，对构建澳大利亚独特的经济身份认同意义深远。因此，澳大利亚人在解释这段历史时，甚至认为灌溉本身不获利也不要紧，因为扩大灌溉区既能够有效安置复员军人，也可以防止干旱季节农作物和牲畜的损失，同时也有利于乡村人口增加和边远地区的生产力提高。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澳大利亚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化发展迅猛，加之国内快速的城市化与郊区化，支撑灌溉进步叙事的社会经济条件逐步减弱，但并未完全消退。伴随着水资源的再分配，灌溉与民用、工业用水之间存在紧张竞争。新兴的化纤工业对传统的羊毛制造业造成威胁，以农业为代表的初级产品生产受到极大的冲击。灌溉农业开始滑坡，在澳大利亚国民生产中的地位不断降低。羊毛的总产量由1970年的92.6万吨降至1980年的69.9万吨；工业部门在外贸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提高，由战后的5%上升到1980年的15%。[32]此外，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悉尼、墨尔本等大城市人口分别突破了200万，城市中心需要不断兴建商业设施和住房以满足不断增加的人口。与此同时，城市居民的生活圈逐渐由市内向近郊新区转移，从而增大了对生活用水的需求。这种居住形态激发了全新的乡野景观，优美的公园和现代独栋建筑融合起来，“篱笆树立起来，割草机的轰隆声在周末响起”[33]。这种乡野不同于“花园梦”时期的设想，居民更强调房屋本身的功能，近郊区基本不从事农业种植，房屋周围的园艺区主要种植观赏类植被和少量果木。至此灌溉的进步论调开始松动，围绕灌溉农业展开的争议四起。此时灌溉农业仍然是稻米和水果产区的重要产业，但在澳大利亚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远不如前，其规模受限于当年的降水量。各界对于灌溉农业的争论也一直没有停止。

澳大利亚作为曾经的英帝国殖民地和以欧洲白人为主体的移民国家，当地的种族文化亦在灌溉叙事的演变进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19世纪80年代灌溉殖民地的开发不仅承载了澳大利亚人的花园梦想，另一方面灌溉农业的进步叙事是和环境种族主义缠绕在一起的。很长时间以来，澳大利亚与亚洲存在一种微妙的关系，地理上的孤独感和情感上的需要使澳大利亚更紧密地依赖母国，而对亚洲产生了一种恐惧感和隔阂。淘金热后，亚洲人在澳大利亚的“扩张”更是引人担忧。19世纪中后期白人世界盛行的“黄祸论”在澳大利亚变种成“亚洲威胁论”：邻近澳大利亚北部地区、正在崛起的亚洲国家对这片土地虎视眈眈。[34]当时，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灌溉殖民地成为白人世界的“模范殖民地”[35]。复刻美国的灌溉农业成为殖民者在澳大利亚实现白人现代文明，排斥其他种族发展的理由。它紧承“亚洲威胁论”而来，将殖民者对于澳大利亚环境气候的认识学说和殖民地的开拓政策结合起来，让白人顺理成章地成为这片大陆独一无二的主人。他们将澳大利亚人在内陆进行的灌溉开拓与白人在世界其他地方进行的水利建设类比：“在埃及，法国的工程师斐迪南·德·雷赛布担任总工程师开凿苏伊士运河，1902年埃及建成第一座水坝——阿斯旺大坝。在印度，英国的工程师将古老的灌溉系统进行扩张……我们实现了19世纪70年代法国人试图在突尼斯实现的梦想，在沙漠中心浇灌出一个海洋。”[36]

不仅如此，对于亚洲人的种种诬蔑性论调成为支撑灌溉进步叙事的重要部分。灌溉农业及其所容纳的水利技术系统进一步被塑造成一种先进的文明形态，与之相对的则是有色人种的“低劣文明”。在19世纪80年代前，围绕土著居民是澳洲大陆上幸存的“低级物种”这个主题，英国殖民者已经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学说。该学说涉及土著居民的品质、性情、生活习惯和农耕实践系统等多个方面。其目的就是贬低土著居民，显示欧洲白人在经济、社会和生态经验上的优越性，突出白人是澳洲大陆上唯一的文明传播者的形象。但当亚洲移民进入澳大利亚后，白人的这种优越感被极度削弱，因为无论是生产实践能力还是劳动效率亚洲人都毫不逊色，这令白人感到惶恐和厌恶。因此，殖民者在构建亚洲人“他者”形象时，不再将蒙昧、文明与否作为标准贬低对方，而是将亚洲移民刻画成邪恶、污秽、具有攻击性的生物。[37]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澳大利亚的种族文化发生了重大改变。为了解决国内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澳大利亚开始逐步放宽移民限制。1966年，澳大利亚政府修改“白澳政策”，允许亚洲移民进入。大量移民的涌入改变了澳大利亚本国的人口和民族构成。亚洲移民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其待遇得到改善，地位不断提升。1973年，澳大利亚移民部长格拉斯（Glass）首次提出多元文化的概念。1977年，民族事务理事会起草了《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社会的澳大利亚》，提出多元文化主义的三个关键词——社会和谐、机会平等、文化认同。此后，澳大利亚废除土著同化政策。这也是澳大利亚重新认识土著历史、文化和地位问题的开始。在这种背景下，灌溉进步论主导时期被隐匿和歪曲的故事逐渐浮出水面。澳大利亚早期灌溉区在开展作业之前并非荒地，这里的土著多逐水而居。当地遍布着土著居民所设的各种取水、捕鱼的小型水利设施。灌溉区的河流资源非常珍贵，灌溉的推进实际上是建立在摧毁土著水利设施，将土著驱赶到内陆缺水地区的基础上的。在来到澳大利亚之前，大量的亚洲劳工在家乡已经是有耕种经验的老练农民，他们在澳大利亚殖民拓荒时期做出了巨大贡献，其生态经验、饮食习惯都积极地改造了澳大利亚大陆的景观。还有学者指出，以华人为代表的亚洲移民使用灌溉方法种植的蔬菜让欧洲移民免遭坏血病的侵袭。[38]至此，孕育和支持灌溉进步论的种族文化已经破解。

结语

“发展”和“进步”长期占据澳大利亚灌溉叙事及其公共讨论，论题不仅有具体的物质繁荣，亦有抽象的发展概念诠释。灌溉的进步叙事不仅涉及殖民者对于澳大利亚自然资源、气候特征、生产力发展空间的基本认识，还包含了对于殖民地其他有色族裔的生产能力和文明程度的判断。灌溉农业之所以能够与“进步”相联系，就在于殖民时代这种农业生产方式最大程度地改造了自然，使用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将人类的知识、智慧和能量发挥到极致。这种话语模式被延续到了澳大利亚建国之后，成为澳大利亚建构经济和环境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世纪60年代，灌溉农业的推行依然被认为是澳大利亚这一“干旱”国度存续的必需品。

面对澳大利亚国内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对农业的冲击以及生态退化的现实，人们开始对灌溉农业进行全面的反思。农业经济学、地理学、文化史等领域的学者纷纷对灌溉发展进行解析。对灌溉拓殖的反思成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起步大背景下，重建殖民历史并试图恢复少数族裔历史地位的重要步骤。近年来，环境科学、气候科学的研究成果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公共政策领域的渗透与澳大利亚一直以来的环境焦虑，特别是对干旱这一气候特征的抵触，一起构成澳大利亚重新认识灌溉农业以及早期灌溉农业史的合力。

总之，澳大利亚的灌溉叙事处理的是大陆独具特色的自然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种族文化融合、国家认同等一系列问题。灌溉叙事所呈现的对立是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不断演进的结果，这种“对立”表达了澳大利亚人环境认知中的矛盾与利益纷争，这种矛盾不囿于学科的差异抑或时代的更迭，还纠结了学理讨论与实践层面的落差。因此，作为一种环境管理方式的灌溉在拓殖史中的地位得到重新认可，却仍不能消除现实认知和决策困境。这也是前文提到的两种看似相悖的论调能够并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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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乔瑜，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2] 关于灌溉进步论，Stuart Macintyre，A Concise History of Australi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Samuel Wadham，Australian Farming 1788-1965，Melbourne：F.W.Cheshire Pty Ltd，1997；Gerard Blackburn，Pioneering Irrigation in Australia to 1920，Melbourne：Australian Scholarly Publishing Pty Ltd，2004.

[3] 关于灌溉的批判性论述，可参见Neil Barr and John Cary，Greening a Brown Land：The Australian Search for Sustainable Land Use，South Melbourne：Macmillan Education Australia，1992，p.238；D.I.Smith，“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in Stephen Dovers and Su Wild River，eds.，Managing Australia's Environment，Annandale，N.S.W.：Federation Press，2003；Geoffrey Bolton，Spoils and Spoilers：Australians Make Their Environment 1788-1980，Sydney：Allen & Uwin，1992；Michael Glantz，Drought Follows the Plow：Cultivating Marginal Area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4] Neil Barr and John Cary，Greening a Brown Land：The Australian Search for Sustainable Land Use，p.238.

[5] Jenny Keating，The Drought Walked Through：A History of Water Shortage in Victoria，Melbourne：Department of Water Resources Victoria，1992，p.23.

[6] Ian Lunt and Peter Spooner，“Using Historical Ecology to Understand Patterns of Biodiversity in Fragmented Agricultural Landscapes”，Journal of Biogeography，Vol.11，No.32，2005，pp.1859-1873.

[7] 包茂红：《澳大利亚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2期。

[8] Donald Garden，Created Landscapes：Historians and the Environment，Carlton：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1993；S.Benson and M.Scala，“Adapt and Survive Farming for the Future”，Daily Telegraph，November 29，2002，p.27.

[9] 关于环境焦虑这一概念可参见James Beattie，Empire and Environmental Anxiety：Health，Science，Art and Conservation in South Asia and Australasia，1800-1920，South Melbourne：Macmillan Education Australia，2011.

[10] 乔瑜：《澳大利亚殖民时期“干旱说”的形成》，《学术研究》2014年第6期。

[11] 白板即“White Board”。“白板论”是一种典型的殖民主义论调，认为在殖民时代之前澳大利亚是一片荒地，土著没有对大陆进行过欧洲农学意义上的改造，所以对土地没有所有权。

[12] William Howitt，Land，Labour and Gold，Kilmore：Lowden Publishing，1972，pp.76.

[13] Schell Frederic，Picturesque Atlas of Australasia，London：Picturesque Atlas Pub.Co.，1886，p.17.

[14] Edward Wakefield，The New British Province of South Australia，London：Knight Publishing，1835，pp.13-15.

[15] David Hennessey， An Australia Bush Track，London：History Publishing，p.23.

[16] Francis Drake，Irrigation：The New Australia，Melbourne：Observer Press，1891，pp.3-4.

[17] William Dixon，“Wells and River Waters of New South Wales”，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New South Wales，Vol.23，1889，p.473.

[18] Macdonald Holmes，“Australia's Vast Empty Spaces”，Australian Geographer，Vol.3，No.2，1936，pp.3-9.

[19] J.Mingaye，“Analyses of Some of the Well，Spring，Mineral and Artesian Waters of New South Wales，and Their Probable Value for Irrigation and Other Purposes”，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New South Wales，Vol.26，1892，p.107.

[20] C.Munro，Australian Water Resources and Their Developmen t，Sydney：Augus and Robertson，1974，p.72.

[21] John Andrews，“Irrigation in Eastern Australia”，Australian Geographer，Vol.3，No.6，1940，pp.14-29.

[22] J.Rutherford，“Irrigation Achievement and Prospect in New South Wales”，Australian Geographer，Vol.8，No.5，pp. 234-235.

[23] Joseph Powell，Watering The Garden State：Water，Land，and Community in Victoria，1834-1988，Sydney：Allen & Unwin，1989；Army Young，Environmental Change in Australia since 1788，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24] 阿德莱德大学的水资源专家麦克·杨（Mike Young）认为，澳大利亚的长时段气候正在变化，当干旱结束之后，澳大利亚将不会回到更加凉爽和湿润的气候，这是一种最可怕的干旱模式。他还认为，20世纪的前50年实际上是比较湿润的。http：//www.australia.gov.au/about-australia/australian-story/natural-disasters，2016年10月8日。

[25] Colin Clark，The Economics of Irrig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7，pp.42-65.

[26] C.Hay，“Restating the Problem of Regulation and Reregulating the Local State”，Economy and Society，Vol.24，No.3，1995，pp.387-407.

[27] Bruce Davidson，Australia-Wet or Dry？The Physical and Economic Limits to the Expansion of Irrigation，Melbourne：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1969，p.8.

[28] Bruce Davidson，Australia-Wet or Dry？The Physical and Economic Limits to the Expansion of Irrigation，p.18；除此之外还有一系列文章与专著：Bruce Davidson，“The Reliability of Rainfall in Australia as Compared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Journal of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Agriculture Council，Vol.11，No. 4，1964，pp.188-189；R.Slatyer and W.R.Gardiner，“Overall Aspects of Water Movement in Plant and Soils”，Society for Experimental Biology Symposium，Vol.19，1965，pp.113-129.

[29] J.Williams，“Can We Myth Proof Australia？”，Australian Science，Vol.24，No.1，2003，p.402.

[30] B.Ward，P.Smith，“Drought，Discourse and Durkheim：A Research Note”，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Sociology，Vol.32，No.1，1996，pp.93-102；R.Heathcote，“Drought in Australia：A Problem of Perception”，Geographical Review，Vol.16，No.59，1969，pp.175-194.

[31] Horace Tucker，New Arcadia：An Australian Story，Melbourne：George Roberson Company，1894.

[32] Neil Barr and John Cary，Greening a Brown Land：The Australian Search for Sustainable Land Use，p.268.

[33] Stuart Macintyre，A Concise History of Australia，pp.200，253.

[34] William Sowden，“Children of the Rising Sun：Commercial and Political Japan”，South Australian Register，May 1897.

[35] 这个词来自于艾尔弗莱德·迪肯所撰写的一篇报告，可参见Alfred Deakin， Irrigation in Western America，so far as It Has Relation to the Circumstances of Victoria：A Memorandum for the Members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Water，Melbourne：Government Print，1884，p.45。

[36] 19世纪70年代，法国工程师曾经准备用水淹没北非横贯地中海直至撒哈拉中心的小盐湖盆地。William Adams，Martin Mulligan，Decolonizing Nature：Strategies for Conservation in a Post-colonial Era，London：Fathscan，2003，pp.23-24.

[37] 费晟：《论澳大利亚殖民地时代有色人种的“环境形象”》，《学术研究》2010年第6期。

[38] Samuel Wadham，Australian Farming 1788-1965，p.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