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草原，大家崇拜狼，尊崇狼的精神，就是信奉丛林法则下形成的狼的精神，把狼作为图腾也就没什么奇怪了。
一
往根上说，除了生活场景不一样以外，其他的地方，草原人和中原人都是一样的。即便抱着吹毛求疵的态度，找到一些细微差别，也不至于让双方一致认为，两方的百姓一个是水做的，另一个是火做的，水火不容，一旦不幸相遇，要么我把你烧干，要么你把我浇灭。但实际情况是，如果放在一个漫长的时间段里看，草原人和中原人之间的对立或不信任的紧张关系，要远远长于和平与亲密的融洽关系。
现在回过头看，如果双方本着和平友好的美好愿望，愿意坐下来商量双方的争议，把自己的想法摆在桌面，多讲利弊，少讲对错，多讲长远，少讲当下，很多战争或争斗完全可以避免。或者说，即使爆发冲突，也不至于打得昏天暗地，付出一代甚至几代人的生命。
很可惜，大家认识到这一点，是到了很晚近的时候。
在古代，中原人从骨子里总是看不起草原人。如果仅看由中原人书写的正史或者各类野史，很容易形成对草原人极负面的评价。那些深受中国正统史观影响的人，自然觉得粗鄙、蛮横、强霸、狡诈、负义和嗜血这类负面词，用到草原人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
秦汉以降，在历代中原王朝锲而不舍地推崇之下，儒家学说中那些做好人、做完美的人的诸多标准，已经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主流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想成为受人尊敬的人，认真研习和实践这些标准是必不可少的。一个人想跻身庙堂，或者安全而有前途地混迹于江湖，在各种场合中，表现出“温良恭俭让”的君子做派，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需的。
但是，草原人不管出于何种动机，来中原打家劫舍、抢钱抢粮的多，讲友好互利、平等贸易的少，杀人放火、不受招安的多，哭诉哀求、要求当顺民的少。中原人即使和他们讲道理，他们要么不听，要么假装听，即使听，也经常做出那些“说了不算，翻脸不认人”的行径。用中原王朝的主流价值观判断，这些人缺乏做人的基本道德。价值观差距太大，实在没法喜欢。
二
在中原人看来，草原人的价值观和自己完全不同，自然很难看得惯他们生活、做事和思考人生的方式。在大部分时间里，即使草原人已经不知道换了多少代“当家人”，但中原人依然称呼他们为北狄或北蛮。
中原人对草原的很多风俗是极度缺乏认同的，比如，哥哥一旦死了，其妻就嫁给丈夫的弟弟。而最让中原人不可理解的是，在草原人内部，领导人的诞生方式和国家的组织方式，与儒家经典的规范性要求相去十万八千里。
按照中原人的文化习俗，国家领袖的资格一般是靠个人的德才兼备，或者祖传下来的，不是单靠抢或阴谋就可以得到。即使是靠抢或阴谋夺得的天下，等到荣登大宝时，还是需要编造一些君权神授之类的理论学说，来证明皇帝是如何顺天应民的。这当然不算完，对于篡权这种系统性极强的项目，还需要做更多积极主动的工作，比如编撰一些不得不为之的理由。
在中原历代王朝中，除了蛮横地带兵杀入旧国都的雄霸之主外，那些逼别人主动让位的各色人等，在荣登大宝之际，推辞谦让的动作是一定要做的，还要做得非常逼真。唯有如此，新政权才会显得合情、合理、合法，合乎天道。
在草原，大家认为，一个人能当上领袖，也就是单于或可汗，主要是因为他的计谋和力量被结合得很完美，让大家佩服得紧，在这一点上和中原王朝没什么本质区别。不管是在草原还是中原，一般人自然都愿意跟着有能力、有魄力的人混。只是当中原和草原的文化交融还非常粗浅时，在草原上，当领袖的合法资格以及“上位”的过程却多是依赖赤裸裸的暴力。
秦二世元年，陈胜、吴广正在闹起义，国家纲纪尽毁，遍地狼烟。在草原，冒顿单于为了当上草原的盟主，带着自己训练出来的亲兵卫队，当着大家伙儿的面，把老爹头曼单于给射死了。之后，他就坐上了他老爹空出来的位置。
在中原人看来，冒顿单于杀掉自己的父亲，是犯了大逆不道的不赦之罪，理应被牢牢地钉在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按照儒家观念，如果不怕死，任何人都可以冲上来，以大义凛然的姿态把这个杀父弑君之人以任何方式给消灭。即使当时没人敢这么干，但这个在大家眼里的罪人在以后的统治岁月里，也总应该想法子，把自己那段不光彩的历史给漂白了吧。不过，既然生在汉朝的司马迁写《史记》时，都能如此这般记载这次夺权过程，看来，冒顿单于和他身边那些人根本没怎么下功夫粉饰或掩盖这次血腥政变。
按照史书的记载，我们并没看到当初跟着头曼单于工作的大臣对冒顿有什么太大的不满，以及跟着他继续工作有什么太大的心理障碍。大伙儿在老单于死后不久，很快团结在冒顿单于周围，继续雄霸草原，先后打败东胡人和月氏人，之后开始南下打劫汉朝。其中有一次，甚至还把刘邦围在平城附近的白登山，差点把在中原好不容易折腾出来的新领袖，以及支撑汉朝立国的精锐给消灭了。
汉朝的名臣贾谊认为，中原为上国，是天下之中，文化超拔，文明卓越，而天下边缘地带则粗鄙不堪，对天朝上国只能仰视，不能平起平坐。因此，对匈奴的侵扰，要坚决给予更大力度的回击，而妥协则是对中原上国的极大羞辱。这种说法和想法显然属于文化层次上的自我陶醉，想当然地认为文化决定实力。然而，面对如狼似虎的草原军团，面对国内虚弱不堪的经济、羸弱的汉军和条块分割的国内政治格局，汉文帝并没把这类自信满满的话当回事儿，而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放下身段，对匈奴以礼相待，以极大的努力来满足匈奴各种明显贪得无厌的要求，也拿出足够的耐心和诚意，与匈奴周旋，但求边境平安。结果还是不错的，文帝和景帝在自己有生之年，争取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和平。
三
在冒顿单于之后，草原上的首领继承制度逐渐有了相对稳定的规则，总体上看，在外部压力大的时候，大家心照不宣地支持兄终弟及的传位制度。理由很简单，不管来自天灾的压力，还是中原王朝咄咄逼人的进攻，大家都愿意跟着社会阅历广泛、工作经验丰富的人一起对抗外部压力，谁也不愿意跟在年龄小、经验欠缺的年轻人手下干事业，这是人之常情。特别是如果老单于死了，儿子还过于年轻，不像老单于的兄弟那样已独当一面，且曾经带着一帮兄弟，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地厮杀过。此时，大家就更不愿意支持父子相传的继承制度了。
前126年，军臣单于死了，他弟弟伊稚斜打败了太子於单，导致於单逃到汉朝。伊稚斜此后得到了草原部落的支持，并没有因他的强霸作风而被大家讨伐。现在看来，这倒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伊稚斜人望高，真实原因大概是不支持他上位，那些骄兵悍将心里可能会非常不踏实。
当时，汉朝正在对匈奴重拳出击，匈奴人疲于应付，而伊稚斜在成为单于之前，他作为左谷蠡王早已独当一面，能力和手上掌握的武装力量是有目共睹的，跟着他干，自然是让人更放心一些。而老单于的接班人大概长期跟着老单于，即使打过仗，也只能听命于老单于，或者是跟着主力部队混经验的，所得到的战功，也主要是为了在脸上贴金，独立自主的作战机会其实并不多。作为单于的继任者，在老单于活着的时候，不太可能完全掌握一支实力强悍的军事力量。毕竟，王储对单于的威胁之大，是容不得老单于不认真防范的。经过大家的仔细思量，草原贵族推举伊稚斜当大单于，抛弃老单于的大儿子於单，也就顺理成章了。
不过，在一般情况下，老单于的儿子们对大位旁落的事，并不会善罢甘休。作为老单于的血脉，老单于归西后，一旦外部压力相对减弱时，再加上老单于心理上对儿子们有所偏向，当年跟着老单于的一部分股肱之臣，还会支持老单于这支血脉。因此，在草原上，老单于的儿子最终胜出的事，也很常见。
在匈奴以后的草原势力内部，经常出现老单于或者老可汗的儿子和他的兄弟争夺汗位或者皇位的问题，与中原王朝不同，这种争夺好像都很符合法理。因此，面对“兄终弟及”还是“父子相传”两种制度，草原人受制于上天和现实的压力，在选择上不得不左右摇摆，始终无法做到一以贯之。
虽然在继承制度上，匈奴和之后的若干草原势力都显得不清楚，但这还不是最让中原人无法理解的地方。最无法理解的是，草原势力内部的组织形态始终难以依靠稳定的制度体系维系，也很难从原始的暴力系统中脱身。既然是依靠赤裸裸的暴力系统维持统治的，那些嘴上说拥护单于或可汗威严的各个草原贵族，以及大大小小的部落头目，对单于或可汗的忠诚度，以及忠诚的来源，则和中原王朝不太一样了。
中原王朝重视法统和制度，一旦皇权的合法牌照拿到手，即开始着手建立组织内部的制衡体系，并锲而不舍地推行从上至下的教化。前者把各路实权派推入皇权的控制下，使其难以独大，避免皇权之下出现“类皇权”的组织形态；后者使广大贵族和百姓从娘胎里出来后，就树立起忠君观念。即使在皇权式微时，总还是有一些忠臣良将为即将覆灭的皇权尽一份发自内心的忠诚，哪怕已经到了无力回天之时。
在早期草原上，这类事极为罕见。幼小的汗位继承者始终面临着叔叔或大伯的夺位之忧，或者说，他根本无力和没机会登上汗位。因为统治者年龄过小，或者根基不稳，导致内讧实在太多，损失过于惨重。为了解决这类问题，草原人从中原王朝那里学习了一些政治管理制度和经验，算是能够部分缓解这一问题。
而草原人选择这样不稳定的权力继承制度，也是有道理的，并不是他们喜欢这么干。谁不希望大家都能生活在一种稳定的价值观和社会共识之中，不用打架就能解决分歧呢？他们之所以如此，其实也是环境使然。
大家知道，草原上的食物链是非常脆弱的。中原人虽然也是靠天吃饭，但最起码，还可以修些水利设施，在一定范围内抵御一下天灾，减少天灾带来的损害。可是靠游牧生活的草原人，除了靠迁徙这种简单方式躲避某一个地方的灾荒，几乎没有其他好办法与天地斗法，以谋求相对有利的生存环境。说白了，不断迁徙是草原人谋求活下去的唯一手段。
既然对老天没什么好办法，草原人也只能按照大自然赋予的丛林法则，靠拳头说话，在恶劣的争斗中，开展没完没了的“窝里斗”。通过成功抢夺其他族群的地盘、食物和女人，以获得更广阔、更有安全感的生存空间。而在争斗中失败的那拨人，只能跑得远远的，去欺负其他拳头不如自己硬的族群，其中也包括南下打中原王朝的。这些人万一打不过，就主动融入其他族群，或被其他族群吞并，从此改头换面，变成其他族群中的一员繁衍下去。通过这种“兼并重组”，某一个草原部落越来越大，以至于敢于握起拳头，主动攻打中原王朝，逼着中原王朝给好东西，或者开榷场。除此之外，那些没有走上述两条路的，都消亡在历史长河中了。
说实在的，没有足够使枪弄棒的力气，以及关键时刻豁出去的精神，在草原上还真的很难活下去。在这种生活环境下，如果想成为草原之王，不用说，肯定是武功高强、战力超群之辈，特别是那些管理能力强、关键时候敢下狠手的主儿。这样的人更容易赢得大家的信赖、认可和追随。
在草原上，那些大大小小的部落首领和各色贵族愿意跟着大单于（大可汗）东征西讨，干些杀人越货的勾当，无非是因为大单于（大可汗）所在的部落足够大、打仗的能力足够强，组织能力非常了得。而大大小小的部落首领论个头、体力和能力，都不如他，不听命于人也没办法。说实话，与被上天逼迫、被同类欺负相比，那些实力不济的小部落投靠大部落，在草原这种恶劣环境下，如此为之，总好过死得难看、活得艰苦吧。
当然，草原上的老大也不是天生的善类，他接纳别人的依附和投靠，也不是因为宅心仁厚，同情心泛滥，更不是出于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宏愿，对世界秩序有一种理想主义的坚持和追求。相反，大单于（大可汗）也是为了自己活得更顺心舒坦，才不怕麻烦，当了“带头大哥”的。
一个原因自然是当大家的老大，会得到极大的成就感，“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活的时候很受人尊敬和奉承，怎么说都是非常值得努力追求的人生目标。另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有这么多人拥护，大单于（大可汗）在吃穿用度上会很方便。要知道，那些投靠大单于（大可汗）的部落，除了加入时要交上必不可少的“投名状”外，还要随时听从大单于（大可汗）的调遣，平时也要缴纳些保护费。而从中原抢来或要来的各种好东西、好物件，也是要由大单于（大可汗）先挑选，剩下的才会赐给各个部落分而用之或食之。
不过，大家也都清楚，当大哥表面上确实风风光光，但也需要承担巨大的压力和责任。当上大单于（大可汗），除了协调草原上各部落之间的摩擦或矛盾外，更重要的是必须承担起巨大的义务和责任，以提高草原上所有部落的生存能力，改善大家的生活质量。
要很好地尽这些义务，承担起这些责任，能够用的方法很多，但总体看，有效的方法无外乎两个。一个方法是努力生产，革新生产工具。可这个方法对草原人很不划算，实施起来，投入产出比非常低。草原的脆弱生态和恶劣环境不允许大家沉下心来发展生产。对革新、创造这类高难度工作，实在没有足够的粮食、精力和时间予以保障。另一个方法，则是带着大家去富裕的中原抢，或者拿数量不算多、质量也没保障的物品和中原人换。如果去抢，则大单于（大可汗）就是整个草原的军事统帅，抢来东西后，按照功劳大小，分发下去。如果去和中原人换东西，则大单于（大可汗）就是整个草原的总经纪人，换来的东西如果物有所值，则每个部落欢天喜地。
总之，不管是换东西，还是抢东西，大单于（大可汗）都必须给大家一个不错的回报。如果做不到这些呢？大单于（大可汗）则很难继续干下去，草原上的组织体系也会暂时解体，直到有能力的新单于（新可汗）诞生为止。
如果仅仅是一些部落在战争或贸易中没有得到足够多的好处呢？这些部落会毫不犹豫地带着整个部落离开大单于（大可汗）的统治区域，换个地方生活。从本质上讲，草原政权是一个联盟组织，即使到后来，像辽、金、元已经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了，但在骨子里，这些政权始终保留着联盟组织的基因。
四
根据现在的史料看，在战国和秦朝时期，活跃在北部草原的匈奴就已经很成气候了。为此，秦国、赵国和燕国在逐鹿中原的同时，不得不抽出大量精力，拿出大量的人力、物力到北边修长城，或者派出强悍的军队来防御他们的侵扰。为了在战场上取得优势，赵武灵王还改革了赵国的军制和作战方式，后世称“胡服骑射”。胡服骑射改革之后，赵国的骑兵部队成为战国时期的一支劲旅，就算和北边的草原人打，也几乎不落下风。而和中原群雄争地盘，更是气势汹汹，占了很大便宜。
可是，“胡服骑射”的改革，并不是赵武灵王在深入了解草原文化的基础上执行的，而是本着实用主义原则，就事论事搞起来的。目的非常简单明了：其一，在战场上，改革后，赵国军队拥有与北部草原相似的作战能力和范式，提高了骑兵作战效率；其二，通过这种改革，把草原上的尚武之风引入赵国，清扫了赵国贵族文化中的孱弱之气；其三，吸引草原人加入赵国，增加赵国的兵员数量，提升骑兵部队的战斗力。
秦朝建立后，秦始皇也不得不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把战国时期北边的秦、赵、燕所修长城串起来，还派大将蒙恬和儿子扶苏，领着秦朝的第一主力，常年驻守在长城边上。
当时，秦朝很把匈奴当回事儿，认为匈奴是一个雄踞北部、时刻准备灭掉自己的国家。在秦朝末年，也不知道从哪里蹦出来一句“亡秦者，胡也”的谶语，弄得胡亥没少做噩梦。当时，很多人相信，这些草原上的胡人，也就是匈奴人，早晚会成为灭掉秦朝的元凶。
不过，从史书上看，秦末战争期间，匈奴人并没有因为看到中原地带闹得“鸡飞狗跳”，而跑过来趁火打劫，占点便宜。相反，他们好像很仗义地“作壁上观”。等到刘邦的汉朝建起来了，才跑过来和中原人打了一仗。后来一些好事者认为，秦二世胡亥做了很多找死的动作，把偌大的秦朝家业瞬间折腾光了，所谓“亡秦者，胡也”里的那个“胡”是指胡亥，而非胡人。历史总是充满了吊诡之处和无法解释的巧合。
仅从这点看，我们就可以断定，中原人当时是非常不了解、也不理解北部匈奴的所思所想的，双方缺乏达成有效沟通的文化共识和支撑思想交流的文明基础。
在草原，生态环境是相当恶劣的，人们必须带着财产逐水草而居，不断迁徙，到处流浪，两伙人偶遇，刚熟悉彼此，敌意也开始淡化了，却又因为活不下去，不得不分开。可以想象，这样的环境，肯定限制了大家交流的深度。而缺乏高密度、持久性的交流，大家很难形成比较一致的思想认识。因此，草原各部落之间征战不休，还真不能怪他们喜欢打架，而是真没条件在一起和平共处。
而在中原地带，大家的生活依靠农业，通过耕作土地填饱肚子，只要天气不是太坏，不需要到处游走即可解决温饱问题。农民长期生活在一起，交流时间就非常长，可以延续很多代。所谓远亲不如近邻，就是说，近邻对一家人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在血缘上有关系的远房亲戚。长期生活在一起的农民所依赖的生活资料和生产方式是一样的，在本质上对生活的态度以及为人处世的方式也不会产生太大的不同。随着岁月的流逝，不同人群之间在价值观上逐渐趋同，文化认识上也趋于相似。即使对某个问题的看法有分歧，为此产生误会，也能参照农耕文化中约定俗成的制度和风俗，并不仅仅依赖拳头的强硬，以温和的方式也能解决彼此争端。当然，这并不是说，在中原地带，解决争端可以完全摒弃拳头，而是说因为价值观的趋于一致性，即使大家因为不小心或者其他不得不为之的原因，打得天昏地暗，甚至持续打几十年，可一旦都感觉支撑不下去，或者说，人死得实在太多，土地等生产生活资源已经足够分配，大家打仗的利益驱动力就会变得明显不足，这时候新的制度和政府组织也就诞生了，并很快会统一整个中原地区。而这一政府组织如何运作、国家理念是什么，虽然各个朝代都有些差异，但基本高度相似。从此，在农耕地区打了很多年仗的兄弟，在以后的日子里，逐渐忘却恩怨，洗心革面，在新王朝下，繁衍生息，幸福生活。
从中原和草原的交往史看，按说两个地区也算是近邻，双方尽管没少签停战契约，说好了以后和平相处，但经常是契约签完，没过多长时间，就会因为一点小事儿翻脸，把墨迹未干的契约当废纸。为什么两千多年的交流和碰撞，很难碰撞出一种相对缓和和信任的关系呢？很显然，草原和中原之间应该在价值观、文化共识上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差异。之所以如此，说到底都是雨水惹的祸。
中原和草原的分界线是长城，而长城之所以修在那里，是因为长城以北的降雨量低于年均四百毫米，长城正好是沿着四百毫米等降水量线修的。经济学家盛洪认为，尽管在血缘上，农夫和牧民是一家，但这种血缘意义上的身份并不能决定人的行为和习惯，只能由地区的生态环境来决定。
生态环境的诸多因素中，水的影响最大。在水多的地方，人的生产方式最终趋向于农耕方式。在水少的地方，种的庄稼不容易活，放牧就成为成本低且可行的生产方式。
学者王明珂指出，考古发现表明，当农夫走向草原后，也会去游牧。相信大家都可以理解，一般而言，人并不天然是圣人，也不天生是强盗，而是环境造就了圣人和强盗。也就是说，在草原上，大家不约而同地去放牧，完全是因为环境逼迫，而不是兴趣爱好所致。
当然，如果有河流，草原地区也是可以开垦的，比如，汉武帝在河套地区建边城，鼓励军士和百姓种庄稼，设置朔方郡。能这么干，完全是因为黄河正好经过那里，否则基本也不行。一些戈壁地区或者靠近长城的地方也有一些适合耕作的土地，但所生产出的农作物对草原人的生活只能是补充，而绝谈不上使草原人在粮食上实现自给自足。
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草原地区的游牧生活和中原地区的农耕生活，让大自然给无情地决定了，由此产生的文化差异，导致两个地区的百姓千年以降都难以真正和平相处。草原和中原的文化差异，只有双方在组织层面上真正融为一体，人员和物资能够毫无障碍地互相流动，才能化解。
清朝时期，长城南北都是大清的国土。那时候，草原上的牧民信奉萨满教，牧民被宗教势力控制着。大家被活佛和王公攥在手中，逐渐放弃了游牧的生活方式。活佛和王公把牧民看成牛羊，严加管制，还从牧民身上拿走大部分的生产剩余，和过往商人换取足够过上骄奢淫逸生活的物资。
那时候，在各个活佛和王公控制下的牧场里，牧民就像农民一样，放着牛羊，广阔的草原被划成一块块界限分明的牧场，游牧经济就此走入历史的故纸堆。在农耕地区早已推行的产权制度，在草原上也大行其道。一个王公或活佛地盘上的牧民想换个主子，在当时的草原是不可能的。定居生活下的牧民变得温顺起来，好战的血液已经凝固，成吉思汗的雄风和草原上彪悍的气质逐渐消散。
直到此时，在生活生产的形态上，草原向中原靠拢，从而才使中原和草原的征战真正终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