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说：没有一个单独的牧场是有价值的，除非使用它的人可以随时转移到另外的牧场上，因为没有一个牧场经得起过度放牧。
一
从总体上看，草原人和中原人对抗，是草原人主动南下找中原人的麻烦。只有汉武帝、唐太宗、永乐帝这些为数不多的中原帝王，主动北上，深入草原、戈壁，追杀草原骑兵。当然，北宋主动出击过，可最终没达到战略目的，连燕山都没打过去，还被打得大败而归。这种整体上的斗争态势自然让人觉得草原人战力超群，中原人脆弱不堪。
考虑问题还需换个角度，不能只看表面。草原人也是人，是人就怕死，如果没有什么不得已的理由，或者追求巨大利益的冲动，他们也不会动不动就和人玩命。毕竟，出去杀人抢掠，弄不好自己也会挨刀流血。要是能以温和的方式解决争端，谁也不愿靠武力来解决。
草原人既不是自己有意选择，自觉自愿地生活在草原地带，也不是因为天生喜欢或后天被某种文化浸染，向往游牧生活。但既然生在草原，为了活下去，他们也只能不断探索更好的生活方式，寻找和发明更方便的生产生活工具，以适应草原的生活场景，并在这个基础上尽量获得更多的物质享受和精神满足。
对草这种随处可见、用之不竭的资源，草原人自然是要靠它们求活路、谋发展的。这么做，收入高低暂且不提，但依靠草生活，付出的成本低则是一定的。因为成本低，哪怕收入不高，获得“利润”就有了基本保障。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就是这个理儿。理性让草原人选择的生产生活方式，都和草原本身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草不像麦子、水稻、玉米、红薯等农作物，加工后人可以直接制作成食物食用，而是先要成为牛、羊等牲畜的食物，人再宰杀牛、羊等获得肉类，或用牛、羊等牲畜换取别的食物。与农耕地区相比，草原地区因为缺少植物形态的食物作为替补食物，这里的人对外部环境依赖更强。一旦在饲养的牲畜中出现流行病，即便到今天，也是件很麻烦的事。只是对农耕地区的人而言，牲畜大面积死亡，最多损失点财产，大家只吃粮食还不至于饿死。当然，如果粮食也被老天给收了，农民也没办法，只能携家带口远遁他乡。即便如此，农耕地区的人对环境的依赖显然比游牧地区的人小得多。相对草原地区的人而言，农耕地区的人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要强得多。在古代，医疗水平不发达，面对牲畜大面积死亡，简陋的预防措施和治疗方法很难挽回损失。一般而言，草原上的人在厄运来临之后，只能加快逃离的步伐，赶着牛、羊到别的地方讨生活。
当然，草原人经常换地方生活，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我们知道，牲畜在一个地方吃草，如果不控制，它们吃草的速度要快于草生长的速度。一旦牲畜的规模增长到一定程度，可以瞬间啃光一片草场。可以想见，在一个地方待着，就算没天灾人祸，一个部落也很难依靠一片草地养活自己。而农耕地区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一块地养活一代甚至几代人都不成问题。因此，草原人不得不选择游牧的生活方式，哪里有草和水就去哪里。美国学者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说：没有一个单独的牧场是有价值的，除非使用它的人可以随时转移到另外的牧场上，因为没有一个牧场经得起过度放牧。
二
真正懂得草原生活的王朝，比如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在对作战将士赏赐时，与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的中原王朝存在很大差异。北魏和柔然作战时，除了记录杀敌数量外，还要重点考察军队在战争中抢回多少牲畜，或者毁掉了敌人多少牲畜。
在北魏看来，杀敌数量固然是衡量作战效果的重要指标，但部队能抢来多少牲畜，更能展示作战的长期效果。那些失去大量牲畜的草原部落，必然会被活活饿死，更别提支持部队再去打仗了。抢牲畜的行为相当于抢夺中原人的耕地，破坏农耕用的水利设施，都是让人没法继续经营下去的做法。鲜卑人毕竟来自草原，很懂得用什么样的方法制敌于死地。
与中原人不同，草原人掌握的食物和财产是流动的，而且必须流动着，这些财产才有价值，也才能保值。中原人依靠在固定的耕地上精耕细作获得食物和积累财产，流动是农耕文明的大忌。农民一旦离开土地，无人耕种的土地就会荒芜，而大量荒芜的土地因为不能出产粮食，其附加值就没有了。在历史上，一个王朝的农民在短期内出现大规模流动，原因无非两个：一个是逃荒，另一个是造反。一般而言，在逃荒过程中，一旦讨不到饭，他们会就地转化成造反队伍中的一员。“流民”和“起义军”在多数时候其实是同一支队伍被贴上了两个不同的“标签”，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这样看，在中原地区，朝廷镇压起义的办法，除了依靠能打仗的将帅将他们歼灭之外，最好的办法是开仓放粮。如果做不到，也最好把这些起事的农民安置到富庶的地方，给大家自食其力的机会。明朝末年，无论是张献忠的队伍，还是李自成的队伍，只要进入江南地区，立马就变得涣散。这倒不是大家到了江南后觉悟一下子提高了，觉得和朝廷对着干不光彩，而是江南地区特别富庶，比如到了苏州、杭州等富裕之地，这些人就发现，只要肯出去找事做，都能吃饱饭。脑子稍微活泛点的，做些小买卖，也能过上比在北方地区好得多的小日子。既然如此，大量拖家带口闹起义的流民就很难再鼓起的热情和勇气了。据说，看到这一严重问题后，那些有雄心壮志的造反领袖再也不敢带着大家伙儿去闯江南了。对他们而言，江南的富裕实在太危险，甚至比数十万握刀持枪的官军还厉害。
大家知道，如何衡量财富是有大学问的，从财富标准的设立上，就可以洞悉一个民族或文明的发展轨迹，以及最终可能获得的成就。
按照经济学家盛洪的说法，草原人这种流动性的生活方式使他们很难实现财富积累，没有财富积累自然很难实现文明积累。大家可以想象，行万里路对长见识虽然有好处，但读万卷书对长见识、增智慧更是必不可少的。一个人整天到处游来荡去，没时间坐下来静静地思考问题，他的脑子里就很难产生文明的火花。同样，伟大的文明也不是一代人就能创造出来的，要通过无数代人锲而不舍地努力，才可能实现文明的大发展。
正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文明积累，草原人的整体文化水平很难得到稳步提高，始终徘徊不前，几千年来也没什么大进展。可以说，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草原人很少有值得称道的文明成果。汤因比把游牧社会归类为“停滞的文明”，是有一定道理的。
失去积累文明成果的机会和能力，结果是很悲惨的，这导致他们的生产力始终上不去，只能靠上天的脸色吃饭，上天一旦稍微变个脸色，他们就吃不消了。为了活命，他们只能出去抢。而农耕地区的物产丰富、产品精美和生活方式优雅，让他们羡慕不已，自然成为他们抢劫的首选目标。
这么看，当成吉思汗出来后，即使草原人向全世界展示出骄人的战绩，草原骑兵以摧枯拉朽之势，在欧亚大陆上横冲直撞，消灭了比自己文明程度高很多的民族，但说到底，这些敢打敢拼的优秀品质也都是被生存压力逼出来的，而绝不是因为他们的科技有多么了得，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制度有多么先进，更不是因为他们的文化更先进。
三
虽然没时间坐下来思考问题，但在冷兵器称雄的时代，没有高精尖武器的草原人和中原人对抗时，倒也并不吃亏。他们依靠战马的机动性，很容易在战场上立于不败之地。一方面，有了战马，冲锋速度快，可以保证战斗具有突然性，这自然提高了打胜仗的概率；另一方面，也是更关键的，就是撤退时速度也快，这极大提高了部队的存活率，不至于被彻底打残或消灭。
尽管草原人在军事上不吃亏，但他们很难真正阻碍农耕地区的文明发展。毕竟很多文明成果并不是固化的，而是无形的，靠马刀和弓箭无法使其完全消逝。更何况，在草原骑兵袭扰下，虽然在适合积累文明成果的农耕地区，文明发展因受到草原骑兵的侵扰而时断时续，但这并非致命性的。要知道，草原地区文明形态可是长期停滞的，农耕地区的文明通过日积月累的沉淀，哪怕是慢点，但总有一天，能创造出精良的武器装备，让草原的军事力量再想依靠骑射闯天下，变得越来越不容易。
以修建城池和城堡为例。很早以来，农耕地区的百姓就习惯把自己好不容易从土地上积累的财富，放到城池或城堡里。随着科技水平不断提高，他们修出来的城墙越来越坚固，建城的速度也越来越快，特别是用来守城的武器越来越精良，最后还发展出火铳和大炮。拿着热兵器的士兵躲在城垛后面，很容易就可以杀掉冲锋中的草原骑兵。
到后来，草原骑兵为攻下一个城堡，经常要付出极惨重的代价。据说努尔哈赤就是在宁远城被袁崇焕的“红夷大炮”轰死的。这时候，草原人再想去抢掠农耕地区人的财富，成本变得太高，以至于不得不主动减少抢掠次数，或者躲开坚城大堡，到不设防的地带去抢掠。
四
匈奴之后的草原人，认识到自己在文化和科技上的巨大差距，也很难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弥补，甚至即使想吸收过来为己所用，可如果不依靠中原人，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当时草原人很喜欢劫掠中原王朝的能工巧匠和一些有特殊技能的人才为己所用，哪怕是那些只会种地的农民也不放过。一方面，他们希望这些农民为自己生产一些必要的生活资料，毕竟自力更生可以省去南下抢掠的高额成本。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这些被掳掠或被诱惑过来的人，能帮助草原人在技术上取得进步，减少和中原人的差距，提高自身战斗力。这些愿望当然很好，可实行起来，却非常不容易。
科学技术的发展是需要特定条件的，草原地区之所以科技落后，完全是环境因素导致的。一些农民越过长城，到草原地带，在个别有河流的地区，或者在湖泊周边，也能开垦出一些耕地，虽然产量有限，倒也能满足一些贵族的需求。但那些能工巧匠和掌握科学技术的高水平人才，即使到了草原地区，由于缺少原材料，想大规模生产一些东西，还是需要从中原地区购买或抢掠。更关键的是，生产高精尖或精美耐用的东西，不仅需要相应的技术和材料，还需要相应的制度和人文环境。
尤瓦尔·赫拉利认为：“在农业革命之后，‘未来’的重要性被提到史上新高。农民不仅时时刻刻都得想着未来，还几乎可以说是为了未来在服务。”为了更好地在一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农民不得不想方设法提高生产耕作的能力，提高管理的能力。为此，挖渠修沟、预测天文气象的能力，都必须相应地提高。而挖空心思生产各种复杂程度越来越高的工具，并构建深奥的理论体系，也是必须为之的事。毕竟，让同一块土地承载几代人的生计，想不费力气确实说不过去。
农耕民族构建的很多制度和人文环境，现在看来，大概都是为稳定预期服务的，如果人们看不到稳定的未来，很难踏踏实实地做好农民，也很难真心实意地去琢磨出那些复杂而有效的制度，来约束自己和后世子孙。制度和文化实际上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的选择。当选择少的时候，环境会逼着人不得不沉下心做一些非常精深的事，而选择多的时候，对于大多数没有什么上进心的人而言，他们又如何会自发地逼着自己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呢？如果不用各种风俗和制度制约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很难保证他们愿意在一块土地上世世代代耕作和生活。
当然，随着文化交流的深入，草原人和中原人在文化层面上确实开始互通有无。中原人身上有来自草原的文化体现，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草原的文化也逐渐被打上中原文化的烙印。不过，从整体上看，还是草原人学习中原人的文化和经验更多。
到了宋朝，契丹、女真和蒙古相继称霸草原，从军队战斗力、国家组织形态和整体文化水平等指数看，这些草原势力建立的政权，比之前的匈奴、鲜卑、柔然、突厥等建立的政权，更像模像样了，也就是说，更像由儒家学说支撑的中原王朝了。比如，契丹就实行南面官和北面官的双轨官制，以“本族之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
金朝的汉化程度则更深，到金朝被灭的时候，从表面看，你几乎很难相信这个政权是由一个来自东北善于渔猎和放牧的民族建立的。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的有机结合，提升了辽、金、元等政权的综合实力。
然而，与辽和金相比，来自大漠深处的蒙古人身上依然保持着浓厚的狼性。即使统一了中原和江南地区，这种崇尚武力和信奉弱肉强食的狼性理念也没有消失，而是依然若隐若现地存在着。
五
在元朝，朝廷把统治区内的人分为四等，并给予这些不同等级的人相应的社会地位。最下等的“南人”，也就是原南宋治下的百姓，深感不受待见。因此，对于广大处于低等级的社会精英而言，精神是比较压抑的，他们普遍感觉自己生活在“暗黑世界”，心中充满了怨气，并深深地怀念着宋朝备受皇权待见的日子。比如，在这些人中，很多人把本来用于写策论的本领，用于写剧本赚钱糊口，当时著名的剧作家关汉卿、马致远等就是杰出代表。
蒙古人这么做，有一种说法是，为了防止本族的狼性文化被中原文化彻底浸染。蒙古贵族当然不愿意看到整体文化水平高、管理能力卓越的汉人官僚充斥朝堂。因此，元朝对汉人知识分子总是心怀芥蒂，甚至把这些人当成潜在对手来提防，使大量文化精英陷入报国无门的惨境，只能转而去从事民间文化事业。虽然元朝也在个别时候恢复了科举考试，但这种恢复并无可称道之处，通过这条途径成为上层分子的，实在是凤毛麟角。
不过，实事求是地讲，老百姓对文化断裂的感受当然有，但要说有多大就不好说了。元朝和其他入主中原的王朝不一样，从元世祖开始，朝廷就开始非常高调地支持商业发展，甚至把经商、收税的权力交给色目人，朝廷则从商业中抽取税金。而那些王公大臣，甚至包括皇帝本人也会拿出很多银锭，交给商人到市场上实现增值，以谋取经济利益。
元朝的商业极度繁荣，这是那个时代有目共睹的。无论是元大都还是南方的杭州，到处奔波着快乐发财的商人。以至于那个叫马可·波罗的威尼斯人来到中国后，被豪华赫奕的都市文明所震撼。
其实，真实的情况应该是，无论是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还是忽必烈之后的元朝，都非常依赖商业，反而对农业不太感兴趣。毕竟，从古至今，农业的增值效率怎么能和商业相比呢？宋朝时搞出的很多精密制度，培育出的众多文化精英，发展出那套繁难艰深的理学理论，虽然直接目标是为了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但在实用层面上，还是为了更好地帮助国家控制农民和土地。既然依靠商业渠道能够发财致富，那么，发展农业对元朝统治阶层的吸引力就没那么大了。
元朝皇帝左手攥着雄武的草原骑兵，右手抓着商业渠道，既有安全保障，又有物质享受。作为对文化、文明没什么追求的元朝贵族而言，干吗非要放下身段，深入基层，管那么多无利可图的闲事呢？大概也是这个原因，元朝对读圣贤书的文化人不怎么待见。
按照中国江山统一过程的一贯模式，大多数是北方政权南下打败南方政权，然后实现江山一统。但在元朝，正好反过来，“江南”第一次雄起了，现在看，这还是唯一一次成功的雄起。朱元璋依靠江南的老百姓，完成北伐，把元朝的贵族赶回了草原和大漠。
在作战上，虽然朱元璋的部队大多数来自江南地区，但对战元军丝毫不落下风，哪怕面对的是骑兵。后来，徐达、傅友德、常遇春、蓝玉，以及后来的永乐帝朱棣，相继带兵杀出长城，深入草原、大漠，把元朝残余势力打得再也无法重整旗鼓了。特别是在1388年，大将蓝玉主持了一次征伐，把源于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在草原的威望彻底打没了，其他草原势力则乘机得到了发展空间，之后的草原变得更乱了。
元朝的败亡说明，草原的狼性文化根源于草原的生存环境。狼性文化熏陶下，人变得非常功利，追求眼前的实际效益，这虽有利于生存，但过于务实，导致国家在文化共同体意识的构建上付之阙如。如此一来，危机一旦出现，百姓就很难产生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来保卫国家。即便不是生活所逼，朱元璋仅仅喊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也能召集很多人加入起义军，和元朝廷对抗。如果不是农民起义军之间一直在内斗，依当时的情形，在起义风起云涌后，元朝的统治者很难在大都赖那么长时间不走。
同样是来自北方的女真就很识时务。他们刚进北京城时，尽管北方很多地区还未平定，江南之地还在南明手中，就开始开科取士了。据说，一些思想上还转不过弯来的读书人，是在刀枪的逼迫下才进入考场的。但是，当那些读书人走进考场时，一个有模有样且国祚不会太短的统一王朝，已经呼之欲出了。这个王朝绕开了那个使自己成为“短命鬼”的陷阱。
清朝国祚将近三百年（从后金建立算起），如果和它的祖先金朝相比，不论从存续的时间还是国土面积上比较，这个王朝都是相当成功的。同样是女真，几百年后，他们走出了草原、森林，借鉴了北魏全盘汉化的成功经验，吸取了元朝的失败教训，这个民族终于迎来了辉煌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