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结论

国企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企业。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国企并非市场主体，主要只是一个生产单位。然而，以大连重型机器厂、大连起重机器厂为代表的一批装备制造业国企，在事实上承担了中国借助重工业优先发展、追赶世界先进的战略使命。可以说，计划经济时代的装备制造业国企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国企应有的战略性。无可讳言，大连重型机器厂与大连起重机器厂在计划经济时代的若干经济指标并不出色，但两家企业都实现了技术与制造能力的提升。而这种能力层次的提升，实际上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准备好了可资利用的基本微观组织。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国企逐渐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在市场压力下，求生存成为支配企业行为的主导性动机。尽管国企仍然保留了部分市场经营之外的职能，但市场经营绩效对企业来说无疑是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这也就导致国企的战略性在市场经济的现实中会遭遇两难困境。一方面，国企的性质以及部分国企所处的行业，决定了它们仍然具有承担国家战略使命的职能。以大重大起来说，参与到各种重大工程建设中，本身就是为国家战略服务，这是由装备制造业的战略性决定的，不管在何种经济体制下，装备工业的这一属性都不会改变。只不过，参与国家重大工程的程度和绩效，以及由此获得的回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越来越依靠企业自身发挥主观能动性，以积极拼抢的姿态和技术创新等形式去实现。另一方面，作为市场主体的国企，已不可能单纯地为国家承担战略职责，当战略任务与市场经营产生矛盾时，国企通常处于尴尬的处境。目前，中国工业仍处于追赶发达国家的征途中，在类似大型船用曲轴等复杂技术产品的制造方面缺乏比较优势，也就缺乏追赶者在初期通常都不具备的市场竞争力；必须高强度地投入资源，忍受巨大的初期成本，才能确保幼稚工业在技术突破以后逐步产业化。然而，高强度投入资源势必带来沉重的财务压力，影响企业在市场上的经营绩效。由此，国企作为国家战略承载者的功能属性和作为市场主体的自然属性就发生了冲突。欲解决此难题，要么寄希望于企业自求生路，要么效仿韩国政府对造船工业的扶持，^[94]由国家采取政策手段，减轻承担战略任务的企业的财务负担。对国家而言，此类政策不啻一种提升整个产业档次的战略投资。

当然，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能够承担战略使命的企业不一定是国企。国企的重要性在于，其战略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并沉淀为现实的国情。由于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重要的战略性企业全部是国企，而类似大重大起这样的企业迄今亦未改制，故国企在今日中国的产业格局中天然具有战略性。同时，以大重大起制造大型船用曲轴为例，可以看到国企的合理化建议、劳动竞赛等优良传统，能够继续发挥正面作用，促进企业的能力发展。因此，今时今日的国企改革，应设法保持国企来之不易的战略性。这并不是说民营企业不能够承担国家战略使命。只不过，在类似大型船用曲轴制造的战略使命与市场冲突的困局中，以利益为导向的民营企业，恐怕需要更大的战略定力，方能坚持下去。而无论何种性质的企业肩负此种重大使命，国家适时地施以援手皆为推进产业升级战略的应有之义。

严鹏 1984年生，湖北武汉人。2013年博士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2014～2016年在复旦大学从事博士后工作，现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工业经济发展、工业文化、企业史、经济思想史等。出版著作有《战略性工业化的曲折展开：中国机械工业的演化（1900～1957）》《地区产业竞争力之演化：湖北纺织工业的发展（1800～2012）》《富强求索——工业文化与中国复兴》《富强竞赛——工业文化与国家兴衰》。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在国内高校率先开设工业文化课程。任《工业文化研究》集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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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所用访谈记录皆有录音存底，一切文责由作者承担。

[2] 本文在很大程度上借用了钱德勒（Alfred D.Chandler，Jr.）的理论，将企业的组织化能力（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演进视为一个动态的学习（learning）过程。企业在进入新的产品领域时通常需要克服各种壁垒（barrier），而克服壁垒需要在学习过程中积累能力。钱氏理论的简单框架见Alfred D.Chandler，Jr.，Inventing the Electronic Century：The Epic Story of the Consumer Electronics and Computer Industrie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2-5。

[3] 因大连重工系目前大重大起的主体所在，故本文研究对象主要指大连重工。

[4] 《大连重工·起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8月，第3页。

[5] 当代中国的重型矿山机械工业编辑委员会编印《大连重型机器厂厂史（1949～1983）》，1987，第2～4页。

[6] 《大连重型机器厂厂史（1949～1983）》，第6、31页。

[7] 《大连重型机器厂厂史（1949～1983）》，第30～33页。

[8] 《大连重型机器厂厂史（1949～1983）》，第59～60页。

[9] 《大连重型机器厂厂史（1949～1983）》，第66～67页。

[10] 《大连重型机器厂厂史（1949～1983）》，第95、171页。

[11] 《大连重型机器厂厂史（1949～1983）》，第200～201页。

[12] 《大连重型机器厂厂史（1949～1983）》，第221～222页。

[13] 大连起重机器厂志编纂委员会编印《大连起重机器厂志（1948～1985）》，1987，第4～5、23页。

[14] 《大连起重机器厂志（1948～1985）》，第9～11页。

[15] 《大连起重机器厂志（1948～1985）》，第18、104页。

[16] 对后起的追赶国家来说，民族主义通常是刺激工业化的有效价值观。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韩国工业的崛起过程中，必须超越日本人的民族主义意识鼓舞了韩国人的奋斗。韩国现代集团的一位领导人曾对记者坦言：“我们有一种和日本人竞争的意识。我们认为韩国人比日本人更聪明、更有智慧。我们脑子更好使。”见Donald Kirk，Korean Dynasty，Hyundai and Chung Ju Yung（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5），p.48。

[17] 大重大起焦裕禄事迹展览馆展板，2017年5月。

[18] 《大连起重机器厂志（1948～1985）》，第285～286页。

[19] 大重大起座谈记录（严鹏整理），2017年5月25日。

[20] 《大连重型机器厂厂史（1949～1983）》，第188、192页。

[21] 《大连起重机器厂志（1948～1985）》，第21页。

[22] 《大连重型机器厂厂史（1949～1983）》，第222～223页。

[23] 《大连重型机器厂厂史（1949～1983）》，第197页。

[24] 《大连起重机器厂志（1948～1985）》，第21、462页。

[25] 大重大起座谈记录（严鹏整理），2017年5月25日。

[26] 大重大起座谈记录（严鹏整理），2017年5月25日。

[27] 《大连重工·起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5页。

[28] 大重大起座谈记录（严鹏整理），2017年5月25日。

[29] 该书编纂委员会编《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年鉴（2012）》，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2012，第9页。

[30] 《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年鉴（2012）》，第18页。

[31] 高荆萍：《大连重工·起重搬迁改造竣工》，《中国工业报》2004年1月5日。

[32] 企业自述：“重组之后比较大的（业务是）风电，进入新能源。开发是连整机带零部件，为了把整机做大，我们成立了华锐，整体上市。我们就干核心零部件。”可以推测，进入风电产业是大重大起在21世纪初最重要的战略决策之一。据大重大起座谈记录（严鹏整理），2017年5月25日。

[33] 高荆萍：《驰骋风电市场大连重工·起重集团谋求做强》，《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年鉴（2012）》，第12～13页。

[34] 《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年鉴（2012）》，第30页。

[35] 《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年鉴（2012）》，第37页。

[36] 2011年上半年，大重大起的风电产品占用集团公司资金52亿元，其中尚不包含已签进口轴承等外购件的不可撤销合同，风电应收未收贷款13亿元，导致企业资金流紧张，企业领导表示：“风电产品经营的下滑不单对7个经营单位造成巨大影响，如果处理不好，将会影响到整个集团公司的生存与发展。”即使如此，企业领导仍表示：“等死就是无动于衷，怕死就是遇到困难找客观原因，找死是要有创新意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加强逆商思维，在逆境下活得更好。我们宁可找死，也不能怕死、等死。”见《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年鉴（2012）》，第30～31页。

[37] 吴可仲：《华锐风电逆市巨亏12.6亿元》，《中国经营报》2015年11月9日。

[38] 大重大起座谈记录（严鹏整理），2017年5月25日。

[39] 《董事长丛红在二届五次职工代表大会暨2017年度工作会议上报告》，2017年1月17日。

[40]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2017年4月，第9页。

[41] 大重大起中革基地调研记录（严鹏整理），2017年5月25日。

[42] 大重大起座谈记录（严鹏整理），2017年5月25日。

[43] 胡朝备等：《特大型船用曲轴曲拐锻造工艺研究》，《一重技术》1998年第2期。

[44] 仅以加工来说，曲轴制造的难度，可引用生产企业的介绍来做说明：“这个曲轴不好加工啊，我们说加工一个产品，我有一个基准面，我把它放上去，再开始干活，但是曲轴是没有基准的，它是没有基准、自找基准，把基准找好了才能加工，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加工，很柔性的，设计得非常复杂。最开始没有基准的，非常不好做的。这个活不是一个地方干好，而是一层一层的，越干越精，一遍一遍地干的。”据大重大起泉水基地调研记录（严鹏整理），2017年5月25日。

[45] 石玉平：《打破曲轴“瓶颈”》，《中国船舶报》2002年5月3日；杨红英：《国产大型船用曲轴实现规模化生产》，《中国工业报》2011年3月7日。

[46] 石玉平：《打破曲轴“瓶颈”》，《中国船舶报》2002年5月3日。

[47] 杨红英：《国产大型船用曲轴实现规模化生产》，《中国工业报》2011年3月7日。

[48] 王学军：《大连大型曲轴基地建设进展顺利》，《中国船舶报》2006年9月22日。

[49] 钱培坚：《拔除造船业“哽喉之刺”》，《工人日报》2007年7月2日。

[50] 国防科工委船舶行业管理办公室、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编《中国船舶工业年鉴（2007）》，中国船舶工业年鉴社，2007，第13页。

[51] 《大连华锐船用曲轴有限公司情况汇报》，2017年5月26日。

[52] 大重大起领导介绍称：“2006年发改委和工信部出的题，然后2007年第一根曲轴下线，不到18个月，填海、设备、造厂房、攻关，第一根曲轴下线。我们干活还是有一股冲劲的。”据大重大起座谈记录（严鹏整理），2017年5月25日。

[53] 该曲轴冲程长，达3375毫米，质量要求高，检测数据多达905个。见《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年鉴（2012）》，第10页。

[54] 《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年鉴（2012）》，第117页。

[55] 《大连华锐船用曲轴有限公司情况汇报》，2017年5月26日。

[56] 陈玄：《大连重工下线全球最长船用曲轴》，《中国船舶报》2016年8月31日。

[57] 苏大鹏：《中国首支曼恩12S90ME-C曲轴成功下线》，中国经济网，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701/17/t20170117_19661069.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1月17日。

[58] 《大连华锐船用曲轴有限公司情况汇报》，2017年5月26日。

[59] 《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年鉴（2012）》，第10页。

[60] 柳苏：《大连酝酿打造船用曲轴生产基地》，《中国船舶报》2006年3月24日；《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年鉴（2012）》，第136页。

[61] 大重大起泉水基地调研记录（严鹏整理），2017年5月25日。

[62] 大重大起泉水基地调研记录（严鹏整理），2017年5月25日。

[63] 大重大起泉水基地调研记录（严鹏整理），2017年5月25日。

[64] 刘鑫：《赵钰民：勤学多思实干的85后主机手》，《大连日报》2017年1月20日。

[65] 大重大起泉水基地调研记录（严鹏整理），2017年5月25日。

[66] 除了曲轴加工外，合理化建议活动广泛存在于大重大起的各生产单位，集团内部也有较好的经验交流。例如，2011年，大重大起全年发放合理化建议专项奖金40余万元，对90余名合理化建议专干和班组长进行了专题培训。焦炉车辆公司关于“合理减少电线、管路配件”的建议，得到了其他单位的重视和推崇，该项建议推广实施后，共节约价值400余万元。此外，企业还保留了劳动竞赛这一传统国企的管理机制。见《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年鉴（2012）》，第40～41页。

[67] 大重大起泉水基地调研记录（严鹏整理），2017年5月25日。

[68] 中国船舶工业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船舶工业年鉴（2008）》，中国船舶工业年鉴社，2008，第111页。

[69] 李积轩：《神户制钢斥资3亿美元扩大船用曲轴产能》，《中国冶金报》2008年4月29日；张银炎：《苏州恒鼎将制造大型船用曲轴》，《中国船舶报》2008年5月23日。

[70] 中国船舶工业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船舶工业年鉴（2009）》，中国船舶工业年鉴社，2009，第11～12页。

[71] 《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年鉴（2012）》，第10页。

[72] 《中国船舶工业年鉴（2009）》，第84～85页。

[73] 事实上，直到2010年，熔盛重工仍保持可观的扩张态势，承接新船订单504.1万载重吨，比上年增长1.3倍，接单量列全国第2位、全球第5位；年末手持订单1465.5万载重吨，排在全国第2位、全球第6位。见中国船舶工业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船舶工业年鉴（2011）》，中国船舶工业年鉴社，2011，第65页。

[74] 《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年鉴（2012）》，第198页。

[75] 中国船舶工业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船舶工业年鉴（2016）》，中国船舶工业年鉴社，2016，第3页。

[76] 大重大起座谈记录（严鹏整理），2017年5月25日。

[77] 许嵩：《金融危机导致国产大型船用曲轴竞争压力增大》，《船舶物资与市场》2009年第5期。

[78] 此种竞争在工业领域由来已久，比比皆是。参见Alfred D.Chandler，Jr.，Inventing the Electronic Century：The Epic Story of the Consumer Electronics and Computer Industries。

[79] 杨红英：《国产大型船用曲轴实现规模化生产》，《中国工业报》2011年3月7日。

[80] 大重大起座谈记录（严鹏整理），2017年5月25日；大重大起泉水基地调研记录（严鹏整理），2017年5月25日。

[81] 据该公司官网介绍，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山东德州，2011年在深交所创业板挂牌交易，至2016年12月底，拥有总资产91亿元，净资产53亿元。公司拥有120兆牛顿自由锻造油压机和与之配套的操作机、锻造行车，还拥有3150吨、5000吨、12000吨自由锻造油压机。

[82] 大重大起座谈记录（严鹏整理），2017年5月25日。

[83] 《大连华锐船用曲轴有限公司情况汇报》，2017年5月26日。

[84] 大重大起泉水基地调研记录（严鹏整理），2017年5月25日。

[85] 大重大起座谈记录（严鹏整理），2017年5月25日。

[86] 历史案例见严鹏《市场与技术的两难选择——从中央机器厂看国民政府对战略产业的培育》，《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2期。

[87] 《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年鉴（2012）》，第29页。

[88] 这不仅仅是中国国企的问题，美国制造业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竞争力衰退，也受制于同样的市场短期选择困境。参见迈克尔·德托佐斯等《美国制造——如何从渐次衰落到重振雄风》，惠永正等译，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8，第56～57页。

[89] 大重大起座谈记录（严鹏整理），2017年5月25日。

[90] 郭宇：《王亮：加大对曲轴国产化扶持力度》，《中国工业报》2017年3月14日。

[91] 孟群：《神户制钢船用超大型铸锻曲轴部件获得认证》，《世界金属导报》2016年10月18日。

[92] 《大连华锐船用曲轴有限公司情况汇报》，2017年5月26日。

[93] 事实上，韩国造船业巨头现代重工在起步之初，曾希望与日本三菱重工合作，日方开出的条件是：“船坞能力的上限为50000吨，核心的管理权必须交给三菱。”韩国人很清醒地认识到三菱的真实目的“是将韩国造船业阻挡在大型船舶建造市场的竞争之外”。参见Donald Kirk，Korean Dynasty：Hyundai and Chung Ju Yung，p.97。

[94] 韩国政府对成长期的造船业给过资金支持，还于1983年通过了一项国家造船计划，帮助企业对抗无常的市场周期。参见Donald Kirk，Korean Dynasty：Hyundai and Chung Ju Yung，p.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