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从汉代将《易》《诗》《书》《礼》《春秋》确定为至高无上的经典之后，后来的思想家、学问家大都从中汲取养料或以之作为母体借以阐发自己的思想和学术观点，并将经典中的思想、观点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他们往往用阐释经典的方式来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或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汉唐训诂之学在经典的注释上以语言的训诂、名物度数的考订为主要的阐释方式，而宋明理学摆脱汉唐旧注，注重对经典中的思想内容进行阐发，建立起不同于汉唐的以朱子学说为主要内容的新儒学——理学。“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2]在宋元时期，朱子的学说成为官方法定的学说，朱子的经注被统治阶级定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整个学界几乎成为朱子的天下。“摭拾宋人之绪言，不究古昔之妙论，尽扫百家而归之宋人，又尽扫宋人而归之朱子。”[3]学者们谨守朱子门户，陈陈相因，使朱子之学僵化而毫无生气。到了明代中叶，陈献章（1428—1500）、王守仁（1472—1528）等上绍陆九渊，建立起以尊德性为主体的心学体系，以“致良知”为主要目的。他们否定经典的地位，否定学习前人注疏以及各种知识的重要性。陆九渊著名的主张是“六经皆我注脚”，陈献章将六经等文献视为糟粕，“吾能握其机，何用窥陈编”。[4]认为“学劳攘则无由见道，故观书博识不如静坐”。[5]王守仁否定读书博学，认为那是有害无益之事，“记诵之广，适以长其傲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6]他否认研究训诂名物度数的价值，认为抛开它们照样可以成就自家心体。一时从学者众，发展到后来，陷入狂禅境地，完全抛却了儒家经典和注疏，大有儒释合流的趋势，“吾尝读儒者之书，有曰无极而太极，与吾之所谓万法归一、一归何处者似矣；读书不如静坐，与吾之所谓不立文字、直指明心见性成佛者似矣；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与吾之所谓真空绝相、事事无碍者似矣”。[7]而一般的读书人也只是把朱子的《四书集注》以及《大全》之类当作科举考试的敲门砖，死记程墨选本，不深究经义。明代士子空谈心性，将经典、注疏束之高阁。阳明之徒，“谓吾学直捷，不假修为，于是以传注为支离，以经书为糟粕，以躬行实践为迂腐，以纲纪法度为桎梏，逾闲荡检，反道乱德，莫此为甚”。[8]

在王学刚刚兴起、尚未流入狂禅之时，杨慎以其特有的学术敏感，对宋明理学否定汉唐注疏，肆意发挥义理以及时人唯宋人是尊、不读经典、空谈心性、不学无术等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判。

予尝言：宋世儒者失之专，今世学者失之陋。失之专者，一骋意见，扫灭前贤；失之陋者，惟从宋人，不知有汉唐前说也……高者谈性命，祖宋人之语录，卑者习举业，抄宋人之策论……如此皆宋人之说误之也。[9]

本朝以经学取人，士子自一经之外罕所通贯，近日稍知务博，以哗名苟进，而不究本原，徒事末节。五经诸子则割取其碎语而诵之，谓之蠡测；历代诸史则抄节其碎事而缀之，谓之策套。其割取抄节之人，已不通经涉史，而章句血脉皆失其真，有以汉人为唐人，唐事为宋事者，有以一人析为二人，二事合为一事者……噫，士习至此，卑下极矣！[10]

今之语学者，吾惑焉，厌博而径约，屏文而径礼，曰《六经》吾注脚也，诸子皆糟粕也。是犹问天何不径为雨，奚为云之扰扰也；问地何不径为实，奚为花之纷纷也。是天地不能舍博而径约，况于人乎？云，天之文也；花，地之文也；六经、诸子，人之文也。见天人合之，斯可以会博约而一之，此学之极也。[11]

杨慎一针见血地指出心学的抛弃经典及其注疏，是“欲率古今天下而入禅教”。他说：

儒教实，以其实实天下之虚；禅教虚，以其虚虚天下之实。陈白沙诗曰：六经皆在虚无里。是欲率古今天下而入禅教也，岂儒者之学哉！[12]

周召认为杨慎此语“极切明时讲学先生之病”。[13]杨慎指出“以六经为注脚”不是经学，而是禅学。“高远之蔽，其究也以六经为注脚，以空索为一贯，谓形器法度皆刍狗之馀，视听言动非性命之理。所谓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世之禅学以之。”[14]“迩者霸儒创为新学，削经刬史，驱儒归禅，缘其作俑，急于鸣俦，俾其易入，而一时奔名走誉者自叩胸臆，叵以惊人彪彩，罔克自售，靡然从之，纷其盈矣。”[15]矛头直指心学，把心学的来源及其流弊刻画得入木三分，表现出杨慎作为时代的先行者所具有的独到的学术远见。

杨慎对宋明理学家抛弃汉唐注疏、肆意发挥义理的学风非常不满，他认为汉代经学家去孔子未远，往往得经典之真谛，他说：

观《尚书》所以不可废古注欤。或问杨子曰：“子于诸经多取汉儒而不取宋儒，何哉？”答之曰：“宋儒言之精者吾何尝不取，顾宋儒之失，在废汉儒而自用己见耳！吾试问汝：六经作于孔子，汉世去孔子未远，传之人虽劣，其说宜得其真；宋儒去孔子千五百年矣，虽其聪颖过人，安能一旦尽弃旧而独悟于心邪？六经之奥，譬之京师之富丽也，谈京师之富丽，河南、山东之人得其十之六七，若云南、贵州之人得其十之一二而已，何也？远近之异也。以宋儒而非汉儒，譬云贵之人不出里闬，坐谈京邑之制，而反非河南山东之人，其不为人之贻笑，几希。然今之人安之不怪，则科举之累、先入之说胶固而不可解也已。”[16]

杨慎用地理之远近比喻时间的远近来说明汉儒成果的重要性和可信性，极有说服力。“汉世去孔子未远”的观点，在清代发展为“去古未远”的原则，被广泛地遵循。[17]

杨慎认为义理包含在注疏之中，注疏之中蕴含着义理，充分认识到汉唐注疏在阐释经典义理中的重要性。

未知其粗则其精者岂能知也，迩者未尽则其远者岂能尽也。六经自火于秦，传注于汉，疏释于唐，议论于宋，日起而日变，学者亦当知其先后。近世学者，往往舍传注疏释，便读宋儒之议论，盖不知议论之学自传注疏释出，特更作正大高明之论尔。[18]

他指出舍传注疏释而空谈义理“是无椟而欲市珠，无筌而欲得鱼也”。[19]“宋人乃谓汉唐人说道理如说梦，诬矣。”[20]他批评当时的读书人，对于朱子之学“规规然一不敢议”[21]，他发出痛心感叹：“吁，异哉！宋人不难于非汉唐，而今人不敢非宋。……今之陋者，宋人之应声虫也。”[22]

在明代官方以程朱理学为法定意识形态和在学术界追求师心自用氛围中，杨慎把批判的锋芒对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倡导回归汉唐经学，并以考据训诂之学相号召，首开经典诠释的考证学风，成为明清考据学的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