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要纠正理学一统天下的学术上的万马齐喑，就必须破除权威，破除迷信，大胆怀疑。“今之学者吾惑之，摭拾宋人之绪言，不究古昔之妙论，尽扫百家而归之宋人，又尽扫宋人而归之朱子，谓之曰因陋就简则有之，博学详说则未也。”[23]杨慎是一位善质疑的学者。他在《丹铅续录·序》中引用荀子的话说：“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也就是说，相信可以信赖的东西是信，怀疑值得怀疑的东西也是为了信。他认为古与今学术成与败的原因就是因为古人善疑而今人只信不疑。“古之学者，成于善疑；今之学者，画于不疑。谈经者曰：‘吾知有朱而已，朱之类义亦精义也。’”[24]他对时人于朱子学说应声虫式的信仰极其厌恶：“今世学者失之陋……惟从宋人，不知有汉唐前说也，宋人曰是，今人亦曰是，宋人曰非，今人亦曰非。”[25]他指责这些人是“宁为佞，不肯为忠；宁为僻，不肯为通”。[26]正是因为杨慎善疑，在众人不质疑的地方质疑，从而发现其错误，寻求证据以求别解，故而取得很多考据成果。

“宋儒废汉儒而用己见”，使六经失去了本来面目，因此他提出用“训诂章句”的办法来“求朱子以前六经”。[27]杨慎“求朱子以前六经”的办法就是“训诂章句”[28]，只有在熟知与尊重汉唐传注疏释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把握住《六经》要旨，让经学回到元典上来。因此他十分重视小学研究，尤其重视《说文》《尔雅》这两部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工具书的价值。“《说文》之解字，《尔雅》之训诂，上以解经，下以修辞，岂不正大简易哉！”[29]他“自志学之年已嗜六书之艺，枕籍《说文》，以为折衷，迨今四十余年矣”。[30]他认识到语言的发展变化所造成的一代与另一代之间的差异和语言分布的地区差异，“凡观一代书，须晓一代语；观一方书，须通一方之言，不尔不得也”。[31]不解文字，则对经典的义理的解释也会产生误读。如：

《毛诗》：“常棣之华，鄂不。”鄂，花苞也，今文作“蕚”。不，花蒂也，今文作“跗”。《诗疏》云：华下有蕚，蕚下有跗，华蕚相承覆，故得而光明也。由花以覆蕚，蕚以承华，华蕚相覆而光明，犹兄弟相顺而荣显。唐明皇宴会兄弟之处，楼名曰“花蕚相辉”。唐诗有“红蕚青跗”之句，皆用此义。至宋人解之，乃云：“鄂然而外见，岂不乎。”非惟不知诗，亦不识字矣。汉儒地下有灵，岂不失笑。[32]

杨慎所说的宋人，实际上就是朱熹，朱熹在《诗集传》中就是如此解释的，朱熹因为不理解“鄂不”为花苞与花蒂之意，错误地解释“鄂不”为“鄂然而外见，岂不乎”，因而对诗作者以常棣之华来比喻兄弟相顺而荣显的旨意也不甚了了。（按：不，象形字，象花蒂之形。）

杨慎在其《转注古音略序》中云：“古人恒言音义，得其音斯得其义矣。以之读奥篇隐帙，涣若冰释，炳若日烛。”“得其音斯得其义”，提出了一个为明清考据学家所十分重视研究方法——因声求义，也带动了明清考据学之音韵学的极大发展。正是基于“得其音斯得其义”认识，杨慎十分重视音韵研究，著有《石鼓文音释》五卷附录一卷、《古音丛目》五卷、《古音猎要》五卷、《古音余》五卷、《古音附录》五卷、《奇字韵》五卷、《古音略例》一卷、《转注古音略》五卷、《古音骈字》一卷、《古文韵语》二卷、《古文韵语别录》（缺卷）、《古音复字》五卷、《韵林原训》五卷、《杂字韵实》七卷、《韵藻》四卷、《古音拾遗》五卷[33]等一系列古音学专著，其中犹以《转注古音略》以及《答李仁夫论转注书》最具影响。他在《转注古音略》的序言中指出：

《转注古音略》，大抵详于经而略于文集，详于周汉而略于晋以下也。惟彼文人用韵，或苟以流便其辞，而于义于古实无当。如沈约之雌霓是矣，又奚中以为据耶！今之所采，必于经有裨，必于古有考，扶微学，广异义，是之取焉。[34]

古音学的研究始于宋代吴棫，他对古代的字音作了较为系统的探索，确定了古人叶音的范围，寻求古韵的一般规律，写成《韵补》一书。然而吴棫的古音学研究，“多杂宋人之作，而于经典注疏、子史杂字尚多遗逸”[35]，所以杨慎的《转注古音略》在取材上“详于周汉而略于晋以下”，“必于经有裨，必于古有考”，体现了明代考据学讲求材料的时效性原则。尽管杨慎的古音研究还存在很多问题，但在音韵学史上仍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被学者们所重视。“自昔论古音者不一家，惟宋吴棫，明杨慎、陈第，国朝顾炎武、柴绍炳、毛奇龄之书最行于世，其学各有所得。”[36]

杨慎极其重视文献版本校勘问题，主张要保持文献原貌，“古书不可妄改”。[37]“孔子修鲁史，不肯增阙文；汉儒校群经，未尝去本字；宋人《尚书》则考订《武成》、《毛诗》则尽去《序》说，吾未敢以为然也。”[38]“古书转刻转谬，良可惋也。”[39]他多次批评明代刻书妄改之病，如：

陕西近刻左克明《乐府》，本节郭茂倩《乐府诗集》，误字尤多。略举一二，如《读曲歌》云：“逋发不可料，憔悴为谁睹。欲知相忆时，但看裙带缓几许。”逋发，谓发之散乱未料理也。逋字下得妙，今改作通发，何解也，今据郭本正之。又《乌栖曲》云：“宜城酘酒今行熟。”酘酒，重酿酒也。不知何人妄改作投泊，酘酒熟则有理，投泊岂能熟也。虽郭本亦误。按：《北堂书抄》云：“宜城九酝酒曰酘酒。”并引此句。晋《白纻舞词》：“罗袿徐转红袖扬。”何承天《芳树曲》：“微飙扬罗袿。”皆误袿作鞋。[40]

他重视古本旧籍，看中的是它们在校勘版本学上的价值。“观乐生爱收古书，尝言古书有一种古香可爱，余谓此言末矣。古书无讹字。转刻转讹，莫可考证。……书所以贵旧本者，可以订讹，不独古香可爱而已。”[41]

针对明代学术空疏，杨慎提出讲求博学。“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或问反约之后博学详说可废乎？曰不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礼》三千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今教人止诵思无邪，毋不敬六字，《诗》、《礼》尽废，可乎？人之心神明不测，虚灵不昧，方寸之地，亿兆兼照者也，若涂闭其七窍，折堕其四支，曰我能存心，有是理乎。”[42]杨慎的博学在明代是有名的，他曾任翰林院修撰、经筵展书官、殿试掌卷官和受卷官等职，有机会接触皇家藏书，阅读一般人无法找到的书籍，这对他的博学极有帮助。他记忆力极强，又勤奋好学，曾对人说：“资性不足恃，日新德业，当自学问中来。”[43]上自经史百家，下至稗官、小说、医卜、技能、草木、虫鱼，无所不究。据清代李调元在《函海》中的统计，杨慎的著作总数达212种之多。《明史·杨慎传》称“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第一”。有人认为杨慎考据是为了“炫博”，这是极其不公正的，杨慎一向反对为以杂博相尚。他说：“考索之蔽，其究也涉猎记诵，以杂博相高，割裂装缀，以华靡相胜，如华藻之绘明星，伎儿之舞讶鼓，所谓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世之俗学以之。”[44]

博证是考据学最典型的特征之一，无博证也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考据学，杨慎读书有一习惯，将书中有价值的部分抄录下来，以备检索。他“自束发以来，手所抄集，帙成逾百，卷计越千”。[45]其《丹铅录》等考据成果正是在大量札记资料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

我们不妨把朱熹《别本韩文考异》卷三一《柳州罗池庙碑》“步有新船”注与《谭苑醍醐》卷三《浦即步考》作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杨慎注重证据和求甚解的精神：

“步有新船”注：“步或作涉。”○今按《孔戣志》亦有泊步字。[46]

韩文“步有新船”，不知者改为涉，朱子《考异》已著其谬。盖南方谓水际曰步，音义与浦通。《孔戣墓志》：蕃舶至步，有下碇税。即以韩文证韩文可也。柳子厚《铁炉步志》云：江之浒，凡舟可縻而上下曰步。《水经》：水西岸有盘石，曰石头津步之处也。又云：东北径王步，盖齐王之渚步也。又云：鹦鹉洲对岸有炭步。今湖南有县名城步。《青箱杂记》：岭南谓村市曰墟，水津曰步。罾步即渔人施罾处也。张勃《吴录》地名有龟步、鱼步。扬州有瓜步。罗含《湘中记》有灵妃步。《金陵图志》有邀笛步，王徽之邀桓伊吹笛处。温庭筠诗：妾住金陵步，门前朱雀航。《树萱录》载台城故妓诗曰：那看回首处，江步野棠飞。东坡诗：萧然三家步，横此万斛舟。元成原常有寄紫步刘子彬诗云：紫步于今无士马，沧溟何处有神仙。[47]

朱熹只是指出另有版本“步”字作“涉”，列举韩文孔戣墓志中有“泊步”之例，虽然读者能看出“步”字是正确的结论，但没有论证。杨慎不仅明确指出，“涉”为误改，而且从训诂学的角度指出“步”与“浦”音义相通，为了证明“南方水际曰步”的观点，杨慎列举了11种文献资料，信而有征，可见杨慎博学多识，讲求博证。

张素在《丹铅余录序》中评价杨慎的研究成果云：“皆引古书以证古人，未尝用意说决焉。语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是其可传者将不在兹乎！”可谓说中杨慎考据学注重用证据说话的特点。

杨慎还重视实地考察，将考察的活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使证据更加充分，更具说服力。他说：“知山川经络，苟非睹见身历，而欲据文定之，鲜有不失经者矣。”[48]例如他考证《尚书》中“敷浅原”的地理方位云：

敷浅原，孔安国以为搏阳山，非也。《通典》云：“蒲塘驿，汉历陵县有敷浅原，驿西数十里有望夫山。”盖望敷浅原耳，犹望江、望都之例也。地志以妇望征夫说之，盖妄臆矣。今山下近村犹以敷里、敷外为名，斯得之矣。今崇阳县西二百二十里有云溪山，峻峭，清流界道如带，即所谓敷浅原也。[49]

倘若没有对实地的考察得到的资料依据，他的这条考证所得结论的可信度将大打折扣。

杨慎倡导汉学，重视小学和名物度数之学，崇尚博证，已突破了16世纪传统的心性伦理之学的藩篱，其考据实践和一系列考据思想开启了明代考据学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