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既然从明代中后期就已出现了考据学，清代考据学家为何没有将其视为自己的源头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求解。

第一，在明代中后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朱子学说，在学术界最为流行的是王学，考据学所占的份额极其有限，所以影响亦极有限，人们在论说晚明学术时主要是拿心学作代表，而忽略了考据学的客观存在。“有明一代，囿于性理，汩于制义，无一人知读古经注疏者。”[41]可以视为最典型的观点。

第二，明代中后期考据学家在思想上、方法上、学术规范上的不成熟，学术在发展初期不可避免的不成熟，导致清代正统考据学家对他们的不认同。特别是在思想上他们大多还是以朱学或王学为主，因此，江藩在撰写《汉学师承记》之初，竟然将顾炎武、黄宗羲二位大师排除在外就不难理解了。他说：“梨洲（黄宗羲）乃蕺山（刘宗周）之学，矫良知之弊，以实践为主；亭林（顾炎武）乃文清之裔，辨陆王之非，以朱子为宗。故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耳，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哉。”[42]江氏的理由很简单，顾、黄头脑中还装有宋学，全然不顾他们批判宋学流弊和从事考据的事实。明代中后期考据的不纯正，也多次遭到《四库全书总目》作者们的批评。如梅的《尚书谱》，虽然阎若璩在《古文尚书疏证》、惠栋在《古文尚书考》中多次征引，而《四库全书总目》批评说：“徒以空言低斥，无所依据……辞气叫嚣，动辄丑詈，亦非著作之体。”[43]清人周春曾批评陈第说：“陈季立者，粗才也。虽擅诗名，而其学出于焦弱侯，音韵全凭武断，不知而作，如梦呓然。所著之书，纰缪百出，非之不胜非，辨之不足辨。”[44]如果说《四库全书总目》是用纯“汉学”的尺子来衡量启蒙期的考据成果而不甚满意的话，那么周春的批评则是多少带有意气用事和不顾事实。

第三，明代考据学家的著作在清代流传有限。例如梅的《尚书考异》，直到嘉庆十九年（1814）孙星衍为之校刻，才广为流传。孙氏为《尚书考异》作《序》云：“今阎氏《疏证》及惠氏、宋氏之书，皆有刻本，惟梅氏《考异》在前，反不行于世。”

第四，史学有一个传统，后代为前朝修史，因而断代史多，断代以朝代为起讫，多论述该朝大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活动，忽视了历史的连续性，而文化的连续性比政治、军事更强一些，割断文化的断代研究也易造成对明代考据学的忽略。

其实在清代考据学者中也存在对某些明代考据学者或个别成果的肯定者，如《四库全书总目》对方以智及其《通雅》的肯定。又如清张裕钊对陈第《毛诗古音考》的评价与周春相比就客观得多，他说：“我朝经学度越前古，实陈氏有以启之，虽其后顾、江诸贤之书，宏博精密，益加于前时，然陈氏创始之功，顾不伟哉！”[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