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隋开皇三年（583），身任秘书监的牛弘，鉴于南北朝政权更迭频繁、战火不断造成“典籍遗逸”的现实，上表请求“开献书之路”。其云：“经籍所兴，由来尚矣。爻画肇于庖羲，文字生于苍颉，圣人所以弘宣教导，博古通今，扬于王庭，肆于时夏。故尧称至圣，犹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观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及四方之志。武王问黄帝、颛顼之道，太公曰：‘在《丹书》。’是知握符御历，有国有家者，曷尝不以《诗》、《书》而为教，因礼乐而成功也。”从总结历史的角度阐明典籍在保存文化、提供经验、维护政权上所具有的巨大作用。典籍作用虽大，但典籍本身极易遭到破坏。牛弘总结隋以前的典籍聚散的历史，把典籍遭受五次大的毁灭称为“五厄”：其一，秦始皇焚书，“先王坟籍，扫地皆尽”；其二，王莽末年战乱，“宫室图书，并从焚烬”；其三，东汉末年汉献帝移都，董卓之乱，“图书缣帛，皆取为帷囊”，“一时燔荡”；其四，西晋末年，“刘、石凭陵，京华覆灭，朝章国典，从而失坠”；其五，南朝梁萧绎收江南图书聚于江陵，达七万余卷，“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他分析当时的情况说：“今御书单本，合一万五千余卷，补帙之间，仍有残缺。比梁之旧目，止有其半。”“今土宇迈于三王，民黎盛于两汉，有人有时，正在今日。方当大弘文教，纳俗升平，而天下图书，尚有遗逸。”[1]国家藏书与隋朝的帝国身份很不相称，因此应广开献书之路。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及平陈已后，经籍渐备。”[2]经整理写定，凡三万余卷。使国家藏书的种类和数量都有极大增加。据《旧唐书·经籍志上》记载，牛弘还撰有《隋开皇书目》四卷。这说明，牛弘在征集图书的同时，还做了类似汉代的刘歆父子所做的整理和编写书目的工作。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我国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隋书·经籍志》，包含有牛弘的心血，也就是说，《隋开皇书目》对《隋书·经籍志》的编撰提供了部分蓝本。

牛弘是我国历史上系统总结文献聚散的第一人，其提出的典籍“五厄”说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继牛弘之后，唐人封演，宋人洪迈、周密，明人胡应麟在牛弘“五厄”说的基础上，或推而密之，或继而续之，对历来典籍聚散的情况进行归纳总结[3]，推动了历来的统治者和学者对典籍兴衰命运的关注。所以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评价说：“自弘言以后，隋文从其议，搜括天下书，成绩可观。是弘之所言，在历史上有权威矣。”[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