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南北朝时期，“礼崩乐坏，其来自久”[5]，南北礼制多有不同，牛弘认为汉、魏、两晋特别是南北朝的礼仪大成问题，他说：“圣教陵替，国章残缺，汉、晋为法，随俗因时，未足经国庇人，弘风施化。且制礼作乐，事归元首，江南王俭，偏隅一臣，私撰仪注，多违古法……两萧累代，举国遵行。后魏及齐，风牛本隔，殊不寻究，遥相祖师，故山东之人，浸以成俗。”[6]所以，他在隋朝建立之初，就上书隋文帝，“请据前经，革兹俗弊”，得到隋文帝的许可。“弘因征学者，撰《仪礼》百卷……修毕，上之，诏遂班天下，咸使遵用焉。”[7]在制定《仪礼》时，“采梁及北齐《仪注》，以为五礼”[8]，对南北礼仪文化兼收并蓄。开皇初牛弘还与太子庶子裴政一起，受文帝之命“撰宣露布礼”。[9]

开皇九年（589），隋文帝消灭南朝的陈国，“收罗耜梓，郊丘宗社，典礼粗备”[10]，但国家举行重大礼仪活动的明堂尚未建立。开皇十三年（593），文帝下诏议定明堂之制。身为礼部尚书的牛弘主持其事，国子祭酒辛彦之等参与讨论，牛弘提出的总体框架为：“今造明堂，须以礼经为本。形制依于周法，度数取于《月令》，遗阙之处，参以馀书，庶使该详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阶，上圆下方，四阿重屋，四旁两门，依《考工记》、《孝经》说。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径九丈，八闼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书·月令》论。殿垣方在内，水周如外，水内径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记》、《觐礼经》。”显然，牛弘的方案是“依古制修立明堂”。[11]

开皇十四年（594），群臣请封禅。文帝“命有司草《仪注》。于是牛弘、辛彦之、许善心、姚察、虞世基等创定其礼，奏之”。[12]次年，封禅泰山。

仁寿二年（602）闰十月，随着国家的统一，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帝对开国之初所制定的《仪礼》提出加以修订的要求。诏曰：“今四海乂安，五戎勿用，理宜弘风训俗，道德齐礼，缀往圣之旧章，兴先王之茂则。尚书左仆射、越国公杨素，尚书右仆射、邳国公苏威，吏部尚书、奇章公牛弘，内史侍郎薛道衡，秘书丞许善心，内史舍人虞世基，著作郎王劭，或任居端揆，博达古今，或器推令望，学综经史。委以裁缉，实充佥议。可修订五礼。”[13]这次修订，诏书虽然将杨素、苏威放在牛弘前面，实际上主持修订的仍是牛弘，只不过杨素、苏威的职位高于牛弘，挂名表示朝廷对修订五礼的重视罢了。《隋书·经籍志二》云：“《隋朝仪礼》一百卷，牛弘撰。”对牛弘在编撰和修订《隋朝仪礼》中主持人的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大业元年（605），炀帝诏吏部尚书牛弘、工部尚书宇文恺、兼内史侍郎虞世基、给事郎许善心、仪曹郎袁朗等，“宪章古制，创制衣冠，自天子逮于胥皂，服章皆有等差。若先所有者，则因循取用，弘等议定乘舆服，合八等焉”。[14]这次制定服制非常成功，三年正月朔旦，“大陈文物。时突厥染干朝见，慕之……固请衣冠。帝大悦，谓弘等曰：‘昔汉制初成，方知天子之贵。今衣冠大备，足致单于解辫，此乃卿等功也。’弘、恺、善心、世基、何稠、阎毗等赐帛各有差，并事出优厚”。[15]

礼在封建社会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16]“礼之为用，时义大矣……故道德仁义，非礼不成，安上治人，莫善于礼。”[17]牛弘先后主持编撰《仪礼》百卷，草定封禅之礼，撰露布礼，主持修订五礼，制定舆服之制，使礼制定于一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