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多民族文学研究的现状和问题

无论在现实境遇中受到何种程度的忽略和回避，有关多民族文学的研究竟未曾中断，而是此起彼伏，绵延不已。若要将此项事业推进下去，就需要对已有研究做系统回顾和深入梳理：继承成就，指出问题，扩展路径。此处仅结合本研究的关注重点略加简述。

1.中国学界的研究概况

通过对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中国知网优秀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库的检索，仅在1979—2011年的30年内，社会科学领域对多民族文学进行研究的论文共有万余篇，仅2000—2011年期间，有关民族文学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共457篇。其中与本书内容主题相关文章的大致分布如图1。[12]

从现有材料看，国内迄今的相关研究可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图1 1979—2011年关于民族文学研

1）对各族文学的历史书写和自我阐释：如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大理调查队编著的《白族文学史》、苏晓星的《苗族文学史》、热贡·多杰卡等主编的《藏族文学史》（藏文版）、黄伟林《论壮族作家冯艺的文学创作》、赵志忠《民族文学论稿》、李骞《李乔小说的社会价值》、姑丽娜尔《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国家认同与族别身份——怀念导师贾植芳先生》、罗庆春（阿库乌雾）《灵与灵的对话——中国少数民族汉语诗论》、栗原小荻《精神的觉悟与创造的突变——试评中国少数民族先锋诗人的态势》、钟进文《我国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初探》等。这类成果的特点是一大批少数民族身份的学者登上舞台，以堪称文化“自表述”的方式阐释本民族的文学和文化，与主流的一元话语展开对话。[13]

2）对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和世界文学关系的研究：如梁庭望、张公瑾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论》，马学良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季羡林的《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玛拉沁夫和吉狄马加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文库》，刘亚虎的《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郎樱、扎拉嘎主编的《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李鸿然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徐其超、罗布江村主编的《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汤晓青的《比较文学视阈下的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陈岗龙的《蒙古民间文学比较研究》，以及陈守成、庹修宏等主编，季羡林作序的《中国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比较》，关纪新的《满族书面文学流变》等。这类成果的特点在于以跨族群的比较视野考察各族文学的联系及异同，开掘出许多被以往单一眼光遮蔽的重要发现。[14]

3）对多民族文学的总体研究：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纪新、朝戈金的《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张炯等编的《中华文学通史》、杨义的《中国古典文学图志》、汤晓青主编的《多元文化格局中的民族文学研究》、邓敏文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论》以及梁庭望的《中华文化板块结构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等。[15]在此之后，在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等平台的协作推进下，又相继涌现了刘大先的《文学的共和》（2014）及笔者的《多民族国家的文学与文化》（2015）等。这批成果的显著特点是力图突破长期以来以汉文化和汉文学为中心的书写模式，将以往被排斥或处在边缘的“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民族文学整体并置，吸纳到中国文学的整体之中。[16]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呼吁在民间与域外的助推之外，应重视和开拓现代中国文学的第三种发展动力，即“中国境内多民族文学的对话与互动”。[17]

4）多民族文学的文论研究：多民族文学理论研究主要在两个领域成果较为突出，一是对历代多民族文学文论的整理；二是对当代多民族文学文论话题的方法与理论探讨。其中较突出的成果有：买买提·祖农、王弋丁等主编《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文论选》，王弋丁等的《少数民族古代文论选释》，彭书麟、于乃昌等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以及王佑夫等的《中国古代民族文论概述》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批评卷）》等。这些论著的面世，丰富了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的话题与视点，为认识和阐发多元式的“中国文论”开拓出新的局面。进入21世纪以来，高校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文学人类学、艺术人类学与审美人类学等相关专业培养的硕士与博士中，涌现了一批聚焦多民族审美范畴的学术成果，为构建跨族别的文论体系做出了积极贡献。[18]

5）对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倡导和论争：从多元史观和跨文化对话进行的多民族文学研究尤其值得关注。这方面的突出成果有：季羡林的《少数民族文学应纳入比较文学研究的轨道》，关纪新的《应当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曹顺庆等的《多民族文学史的编写问题》，徐新建的《“多民族文学史观”简论》，姚新勇的《“族裔民族主义”思潮与中国多族群文学的立场选择》，杨曦和潘年英的《“多民族文学史观”之管见》以及李晓峰和刘大先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等相关论述。[19]正如有论者分析的那样，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提出绝非偶然，而是20世纪“重写文学史”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以及夷夏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等新思潮、新观念和新成果相互催生的必然体现。[20]

6）对多民族文学的人类学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被视为新兴交叉学科的文学人类学领域，引人注意的成果有：叶舒宪的《中国文化的构成与“少数民族文学”：人类学视角的后现代观照》、彭兆荣的《文学与仪式：文学人类学的一个文化视野》、程金城的《当代文学研究范式的人类学转向》、夏敏的《密教双修与藏族文学》和梁昭的《汉、壮文化的交融与疏离——“歌圩”命名再思考》以及徐新建的《多民族国家的人类学》等。[21]这些研究把文学与人类学两大领域整合为一体，从文化表述与族群互动的角度加以审视，同时强调对口头传统与生活仪式的田野考察，扩展了多民族文学的关注视野和方法论体系。

7）多民族文学论坛及相关平台的讨论：2004年，首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在四川大学召开。这个标志性事件意味着多民族文学研究进入了综合性大学的研究视野，同时也是对此前关于多民族文学理论研究的总结和对今后多民族文学研究的推进。作为一年一度、换地举行的学术平台，多民族文学论坛连续举办了12届。其以“多民族文学的理论建设”为中心，相继讨论了以下方面的问题：（1）多民族文学的概念、现状与批评：对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既往批评方式的得失探讨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重新认识与把握，由此关注多民族社会及民族文化裂变形势下的民族文学命运；（2）民族作家与时代、使命：多民族文学会通中的民族作家“身份”以及经济发展时代民族作家的文化使命；（3）在全球语境中的多民族文学：世界少数民族文学与后殖民批评；兼容共创：21世纪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发展走向；（4）多民族文学在国民教育中的问题与对策。[22]

8）多民族文学研究的课题概况：进入21世纪以后，涉及多民族文学研究的国家和省部级课题（包括立项和已结题）日益增多，研究内容大致分为三类：（1）多民族文学史观研究；（2）多民族文学专题研究；（3）多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对多民族文学日增关注的趋势表明，有关民族身份与文论书写在现代知识生产领域的国家化、专业化和应用化趋势，同时也体现出学界研究对现实决策的积极参与。

总之，以上各类著述和讨论的成绩是突出和可观的，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在多民族文学的研究领域中，除汉民族学者外，已涌现出众多少数民族老中青三代学人。其中不少具有创建性的论题和观点业已引起学界的日益重视。如曹顺庆（满族）等学者的论点尖锐直接，无论对突破“三重霸权”的呼吁还是对民族文学批评“萎靡”的警惕，都引起了普遍关注和论争。[23]除了前面指出过的主办多民族文学论坛及发起的多民族文学史观讨论以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两个文学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和民族文学研究所）自何其芳开始直到张炯、郎樱、关纪新等以来的系列研究中，有关中国多民族文学的整体结构已逐步成型。在20世纪90年代，关纪新（满族）和朝戈金（蒙古族）合著的《多重选择的世界》尝试从理论建构的角度集中论述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被视为“当代民族文学理论研究的学术标高”。[24]郎樱和扎拉嘎（蒙古族）主编的《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出版后被认为是在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方面，涵括民族最多、涉及作家和作品最多、理论探索最为广泛的研究专著。该著通过多侧面、多角度的总体性考察，初步勾勒出中国各民族文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25]张炯先生主编的团队成果《中华文学通史》于1997年出版，在吸取新时期以来研究成果及考古新发现的基础上，“深化了对各民族文学相互影响的论述”。[26]此后，张炯又于2011年年末在四川大学的演讲中进一步强调应以多元并存的眼光对中国文学和文化进行再认识。[27]

还值得强调的是，新时期以来民族学、人类学和比较文学界对于中国多民族关系和历史传统的研究也涌现了大量可资借鉴的成果。其中以费孝通先生等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以及汤一介、乐黛云等强调的中国文化“和而不同”“跨文化对话”等为突出代表。[28]对于如何看待在历史长河和朝代更替中汉民族与其他民族分别成为过凝聚核心的问题，马戎（回族）以《正确认识“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与共同历史》为题，依照费孝通的观点而提出了“凝聚核心”在各群体之间“动态变化”的看法。[29]这些讨论也值得重视。

到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展开之际，新观点、新话题更是层出不穷。其中值得关注的便有长期在中央民族大学任教的壮族学者梁庭望提出的“中华文化板块”说。此说从地理、生态及经济、民族角度把作为整体的中华文化分为不同区域，继而探讨其中各族文学的相互地位和关系，体现出宏大贯穿的气派、宽广包容的心胸和多学科融合的视野。[30]

可见，有关中国多民族文学的研究、论争是一个跨学科和多面交错的动态过程。不过在肯定上述成就的同时，我们不得不直面存在的问题。在笔者看来，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中原中心”与“精英文学”的局限。由于阐释的对象大多局限于汉语和书面的文学，未能对中国多民族文学与从民族、地域到语言和文类等层面均呈现出的“多元一体”格局予以足够关注。在这样的局限下，即便已从地理和生态等角度提出了宏大完整的“文化板块”说，在其中仍免除不了以中原汉文化为“主体”和“中心”的传统观点。在文学的界定和分类上，论者们对作家书面文学与民间口传文学的关联和打通依然不够，对各少数民族的“母语写作”及“汉语写作”的关系也缺乏深入的研究和阐释，因而影响到分析的全面和完整。

在现有的论述观点中，还潜藏着两个对立的倾向，一种偏向于单方面肯定和凸显汉民族文学的主导地位（包括坚持和强调“主体民族”的提法），把非汉民族的文学视为中心以外的边缘和陪衬，从而刺激某些民族作家和学者的情绪化反弹；另一种观点偏向于族群自身的“孤立主义”，也就是导致彼此隔离的民族本位主义，忽略存在于多民族共同体格局内各民族文学的彼此交往与互补共生，于是既背离既存的客观事实也无利于未来的和谐建造。总之，在看待和论述中国多民族文学问题上，无须回避的是，极端的“大汉族主义”（及其派生的“民族取消主义”）和偏激的族群“孤立主义”都是需要直面和反思的现象。

为此，本书的目标之一是希望能够针对这些热点话题和对立倾向，进行深入剖析，提出新的学术主张，推进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

2.国外学界的相关前沿

对于多民族文学的研究，国外的情况同样丰富而复杂。无论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还是以欧美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世界乃至20世纪后期兴起的原住民文化理论，对于由传统演变到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的多民族文学实践和理论都有着极为多样的阐述，需要专文梳理和论说。本书仅就几个重要方面简要述之。[31]

1）比较文学领域里的“多元文化主义”转向：以美国比较文学研究为例。1993年，美国比较文学学会的十年报告《多元文化时代的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结合美国多元文化、多种族的现实，提出比较文学研究应力图从西方中心走出来，要求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中，学习研究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学，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文学。[32]评论者认为报告的观点“既符合当前世界局势——‘民主化’，‘环球化’，‘非殖民化’，又打破了精英文化主义的宰制”；这样的讨论代表了美国学术界“宝贵的自省和自我期待”，值得他国学者借鉴。[33]

2）文化研究中的“后殖民批评”潮流：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后殖民主义批评话语，否定建立在欧洲中心主义基础上的主导叙述，致力于分析关于欧洲“他者”的知识是如何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密切结合的权力结构下产生并发挥作用的。如萨义德（Edward.Said）的《东方学》、汤林森（John Tomlinson）的《文化帝国主义》对在西方帝国主义支配下生产的关于东方的知识展开了批判。其后，霍米·巴巴（HomiK.Bhabha）对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认为两者的关系处于混杂状态，从而使被殖民者具有能动性，而不只是被动地受权力支配。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的《黑皮肤，白面具》进一步开创了“政治精神医学”的批判性理论，将黑人的个体痛苦与压迫式的社会秩序联系起来，对殖民主义与精神病理的关联性作了最深刻的描述。[34]

3）文学教育中的“重写文学史”和“去精英化”趋势：欧美比较文学的跨民族、跨地域的研究和后殖民主义对文化霸权的批判，促进了大学“通识课程”的修订和文学教育的课程体系革新。以哈佛大学为例，迫于时代变革的压力，校方不得不尾随在其他“常青藤”院校之后设立“族群研究”（Ethnic Studies）项目和机构，[35]而且在2006年开设的“世界文学”课程中，不仅将欧美传统以外世界各民族的文学作品纳入课程，并强调从各大陆的族群嬗变和互动的角度去讲述由此产生的各种文学现象。课程采用的教材——《朗文世界文学选集》收录了不少欧洲以外的文学作品，还特别包括“伊比利亚半岛文学”这种汇集了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犹太教文化的文学案例。[36]

4）将文字书写与口头传统整体打通的“民族诗学”：1983年，卢森堡夫妇（Jerome Rothenberg and Diane Rothenberg）主编的《全景文学：通向民族志诗学的话语范围》，收录了“第四世界”的各族群的文学作品，如非洲部落民族的仪式叙事、超现实的故事讲述和“奇幻意象”世界、祖鲁人的“祈祷诗歌”、依法人（Ifa）的“占卜诗歌”、阿伊努人的“第一人称史诗”，等等，实现了对以往被忽略的世界少数族群和口头传统文本的重视，具有很强的学术伦理意义。此外，美国人类学家伊万·布莱迪（Ivan Brady）1990年主编的《人类学诗学》，对《吉尔伽美什》、南太平洋的故事以及印第安人的故事进行分析，从民族志式的角度提出了以多民族叙述模式为对象的“人类学诗学”。[37]

5）后冷战时期“文明冲突”与“文明对话”的并置：1992年，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发表《文明是冲突的吗？》的专文，强调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苏联及其东欧阵营的解体，人类自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冷战”格局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以三大文明为界的新关联和新危机。反驳者指出，这种把“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截然对立的做法，才会导致“人类社会存在尖锐而又不可逾越的分裂”的认识；进入“后冷战”时期，人类需要的是直面转型，承认差异，积极沟通，开展文明对话。[38]

6）世界遗产保护浪潮中的“原住民话语”崛起：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的参与推动下，国际社会兴起了对遍布各国的人类遗产的认证和保护浪潮。随着这一浪潮在全球蔓延，以往处于边缘性的少数族裔文化尤其是无文字的“口头传统”日益受到重视。这样的势头进一步带动了世人对“原住民知识”（Indigenous knowledge）的关注，并使之逐步纳入“文明对话”的全球结构之中。于是，世界性的原住民传统，便以区别于西方文明及其派生的现代性体系方式，成为共同面对世界危机、积极参与人类事务的新话语。[39]

7）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专题研究：随着国外学界对中国历史文化多元特征的日益重视，有关“少数民族文学”的话题逐渐进入文学、民族学和人类学学者的论述之中。比如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和安妮·居里安（Annie Curien）对苗族作家沈从文，侗族作家潘年英、张泽中等的研究。[40]而在2001年美国出版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里，则列出了专门篇章来评述“少数民族文学”，并在其中联系近代中国的多民族国情，向西方读者特别提示了从曹雪芹、沈从文到老舍、扎西达娃和李陀等人的族裔身份，强调这些内涵丰富的文学值得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加以研究。作者通过对壮、彝、满、蒙古、藏以及傣、纳西、朝鲜族等少数民族文学概况的描绘，呈现了中国文学的族群多元场景。[41]

有了对上述中外相关成果的梳理为背景，我们设定的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便有了跨界起点与对话前提。